摘要：千百年来,基于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追求,西方思想家向世人勾勒了诸多尽善尽美的人类理想共同体蓝图。然而,由于理论和实践的缺陷,这些人类理想共同体蓝图最终都遭遇了空想的命运。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南,回归生活世界,拓展了思考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新视野;立足现实的人,迎合了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新规定;依靠人民群众,提供了克服“虚幻的共同体”的新动力;坚持“五位一体”,开辟了迈向“真正的共同体”的新道路。在此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对西方理想共同体蓝图的革命性变革和现实性超越,推动了人类理想共同体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
关键词：人类理想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唯物主义;生活世界;现实的人
人类社会发展史归根到底是一部人类对理想共同体的探索史。千百年来,为使人类摆脱各种剥削人、压迫人、奴役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关系,各时代善于“仰望星空”的思想家凭借其卓越的智慧和满腔的热情,向世人勾勒了一个又一个尽善尽美的共同体生活图景,描绘了一个又一个风格迥异的“理性王国”。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从闵采尔的“千年天国”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从梅叶的“堂区公社联盟”到巴贝夫的“平等共和国”,从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到欧文的“新和谐公社”,西方思想家从未停止过对人类理想共同体蓝图及其可能路径的探索。然而,思想的丰富并不等于思想的成熟,也不等于思想的科学,先哲们所设计的人类理想共同体蓝图虽然蕴含着许多睿智而独到的见解,但却普遍存在理念世界遮蔽生活世界、现实的人尚未真正出场、误判人类社会历史主体、高谈阔论多于实际手段等理论和实践缺陷,以至于最后都陷入“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的空想境地。有鉴于此,2022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强烈的使命担当,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创造性地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主张,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与西方理想共同体蓝图不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代呈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南,回归生活世界、立足现实的人、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五位一体”,蕴含着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的辩证逻辑和理论品质,实现了对西方理想共同体蓝图的革命性变革和现实性超越,由此推动人类理想共同体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
一、回归生活世界:拓展了思考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新视野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家在追寻“逻各斯”过程中,始终热衷于抽象的理性思辨,沉溺于虚幻的“世外桃源”,并且把“理念世界”“超验世界”视为世界的本源。正因如此,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西方思想家设计的人类理想共同体蓝图始终是抽象的“理念世界”,而不是现实的“生活世界”,由此引发的结果就是“理念世界”遮蔽“生活世界”,西方理想共同体的认知视域呈现出错位、颠倒的窘境。直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诞生,才真正实现了从“理念世界”向“生活世界”的复归,从而为现代人类“开眼看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方案。在马克思看来,“世界”绝不是那种外在于人的、超越人的、与人相对立的“理念世界”“精神世界”“超验世界”,而是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和纽带而创造和联结起来的“生活世界”“感性世界”“对象世界”“关系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热衷于逻辑思辨而脱离现实生活实践的哲学批判倾向。他们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青年黑格尔派虽然作了很多关于德国问题的哲学批判,但这些批判完全逃避了“粗暴事实”的干预,完全脱离了自身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仅仅属于书斋中所作的“太空中的翱翔”和“黑暗中的摸索”。这类“关于意识的空话”只要一放到现实生活中,就会失去生存的土壤,从而被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中真正的实证科学所抛弃。由此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自觉拒斥一切抽象的存在和先验的教条,是一种以人的实践为前提和基础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它启示我们,世界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人们生活于其中并且与人们产生千丝万缕关系的,对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生活世界,任何脱离了人及其实践的世界,都不是现实的、真实的世界,人及其实践不在世界之外,世界也不在人及其实践之外。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有“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才能打造出既能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又能落地生活世界的人类理想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对“理念世界”的深刻批判和对“生活世界”的科学透视,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置于历史的、具体的基本事实和基本条件之下,从而开启了人类思考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新视野,明确了在“生活世界”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课题,为21世纪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一,回归生活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定位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指南。习近平强调:“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的过程,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判断,也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视域下的“虚幻的共同体”将会走向灭亡,人类社会将会被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所替代,而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已经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来看,“虚幻的共同体”仍然是人类共同体的主要形式,世界仍然处于马克思所指出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任凭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大肆扩张,必须冷静观察、科学研判,勇于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敢于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从而推动资本主义朝着符合世界历史潮流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方案,正是矫正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科学思想武器,对于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回归生活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透视世界风云变幻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运动、变化、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它启示我们要善于从运动中看到变化,从变化中看到发展。环顾当今世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地区冲突从未消停、国际恐怖主义此起彼伏、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世界经济深度衰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挑战。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怎样建设这个世界? 这是各国有识之士都在认真思考和探索的时代课题。对于这些课题的解答,世界各国人民既充满了困惑也充满了期待。中国共产党的回答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回答总结历史、面向未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蕴含着宽广深邃的宏大视野、统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彰显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胸怀,是透视世界风云变幻的人类智慧,是解决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三,回归生活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调和阶级、国家之间矛盾的锐利武器。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是阶级和国家消亡后的人类理想共同体。而当今世界的一个显著事实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体,主权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就是在承认阶级、国家及其相互矛盾普遍存在的前提下,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原则和方针,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尽可能消除阶级、国家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凸显人类的共性和整体性,实现人类共同体内个体与集体的和谐统一。这也意味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消灭私有制,不是要彻底推翻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是破旧立新式的完全重建,而是以变革、调整的全球善治姿态,凝聚和强化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民的共识,破除阻碍各阶级、国家之间友好往来、共同发展的障碍,消除各种消极因素,以此塑造一种更加公正、合理、高效的世界秩序,更好地维护国际社会中各阶级、国家的正当权益。
二、立足现实的人:迎合了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新规定
能否正确“认识你自己”,能否科学解答人之为人的存在论根据,直接决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科学命题。长期以来,由于受“神本”“君本”“心本”“物本”“资本”的影响,西方思想家要么把人理解为一种神造物,要么把人理解为一种精神存在物,要么把人理解为机械的、孤立的“自然人”,因而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把握住人的本质,没有明确人类理想共同体的服务对象,从而总是在关于“应该如何对待人”的价值论问题上误入歧途。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人之为人的存在论根据不能从社会之外、实践之外、历史之外去寻找,而只能立足于现实的人,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中去寻找。首先,现实的人是有血有肉的、有意识的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自由自觉的人。现实的人“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现实的人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处在社会生活之中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是在能动性意识指导下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与动物的生命活动有着本质区别的人。其次,现实的人是有各种实际需要的人。马克思指出,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根据和动因,“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正因为如此,他们已经有了某种职责和某种任务”。这种“职责”和“任务”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不断地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不断地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就此而言,人类社会发展史,既是一部人类不断从事生产劳动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历史。再次,现实的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性存在,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人固然离不开自然关系,但从根本上说人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也就是说,人总是处在一定经济、政治、文化、法律、道德、宗教等社会关系之中的,而这些社会关系主要存在于家庭、社群、民族、国家、国际组织等“共同体”之中,它们共同构成了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形成了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
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本质性规定,全面超越了西方思想家对人的抽象化、片面化、绝对化理解,破解了人类思想史上先哲们不懈追问却始终未能科学解答的“斯芬克斯之谜”,为当代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资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现实的人,创造性地提出了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新规定,从根本上回答了人类理想共同体“为谁服务”以及“为谁的什么服务”的问题。
从服务对象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整个人类。尽管个体的生活不尽相同,并且现实生活中有人意图在主观上超脱各种社会关系,但归根到底人还是这些社会关系的产物,还是无法脱离社会关系而单独存在。因此,“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即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发展,民族历史日益转向世界历史的时代潮流下,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大家庭”。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实的人,不仅包括“现实的个人”,还包括由“现实的个人”所组成的阶级、阶层、政党、民族、国家、利益集团、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共同体”,以及由这些“共同体”构成的人类社会。就此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指向或服务对象既包括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个人,以及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群体,也包括当今世界秩序中所有的民族和国家,以及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社会的人类”。这就说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为了维护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的特殊利益而提出的可有可无的概念,而是基于“人类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未来向何处去”而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这个课题蕴含着自我与他我、小我与大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辩证逻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福祉,为世界人民谋前途的战略运筹和使命担当,为人类通达理想共同体、实现美好生活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从服务价值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本质规定,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指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这里的“需要”,说到底就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它既包括物质层面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包括精神层面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包括制度层面的美好生活需要。环顾当今世界,随着全球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日益提高和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但是这种满足却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不充分性和不稳定性。一方面,世界各国发展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不少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连最基本的衣、食、住、用、行等物质生活需要都未能得到满足,更不用说其他更高级别的生活需要了。另一方面,虽然一些国家的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了满足,但更高层次的美好精神生活、制度生活的需要还未得到满足,比如更优质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公正的社会制度、更优美的生态环境、更安全的政治环境等。有鉴于此,习近平强调:“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任何人都无权也不能阻挡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们应该致力于加强发展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让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按照马克思所说的“美的规律”,着眼于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把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变为踏踏实实的行动,共同建设普惠包容、共同繁荣的幸福社会,“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不断满足各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提升各国人民的获得感、成就感、安全感、幸福感。
三、依靠人民群众:提供了克服“虚幻的共同体”的新动力
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什么? 怎样看待个人和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是长期困扰世人的时代性难题。在解答这些难题的过程中,西方思想家误把少数英雄人物当成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从而导致他们设计的人类理想共同体缺乏坚实的力量源泉和实践主体,最终都沦为了虚幻的“乌托邦”。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过程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认识到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先知先觉的抽象实体或少数英雄人物。一方面,历史的主体是人,人类历史是由现实的人创造的,而不是由其他什么东西创造的。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现实的人的作品,是无数个有血有肉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作品,整个世界历史就是各国人民群众从事生产劳动、进行劳动创造的历史。我们考察历史的创造者,必须立足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不能立足于人之外的任何超验、抽象、虚幻的实体。另一方面,人类历史发展应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英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无数个现实的个人的力量,即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明确指出:“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这一“运动规律”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充分说明,人类历史不是上帝、英雄、天才、帝王等少数精英创造的,而是现实的个人的“合力”作用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集体智慧和共同力量的产物,其中每一个人都对社会历史发展有贡献,每一个对“合力”有贡献的人都可以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上层建筑的革新、社会形态的更替等,都应该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归功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源泉。
正是立足于科学的群众史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把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即把世界各国人民视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主体,并由此发现了克服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新的动力源泉。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来考察人民群众,揭示了“虚幻的共同体”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的本质。环顾当今人类社会,尽管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并且宣称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的代表,是“自由世界”的模板,但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有组织的支配和宰制无产阶级的工具,代表的也只是少数资产阶级和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利益,而不可能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不可能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它的形式如何发展变化,不论它向全世界如何推广其“普世价值”模式,本质上都是助推资本主义发展的机器,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代表,是“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的滥觞。对于本国被统治阶级或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而言,它完全就是侮辱人、蔑视人、奴役人、遗弃人的“虚幻的共同体”。与“虚幻的共同体”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跳出了资本逻辑运作的绝对规律,坚决反对那种无视人民大众根本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是把各国人民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把各国人民的实践创造作为源头活水,把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当作评判领导者政治工作好坏的标准,始终致力于实现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致力于增进世界人民的福祉,致力于实现世界人民的自由、平等、民主与幸福。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社会形态更替的阶级基础来考察人民群众,指明了人民群众是变革“虚幻的共同体”的决定力量。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到高级逐渐演化的历史过程,“自由人联合体”取代“虚幻的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解放的根本标志。但在马克思看来,“虚幻的共同体”不可能凭空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因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 ,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就必须通过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强制性干涉”——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根本上颠覆和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统治及其经济社会关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然后逐步过渡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既不能仅仅依靠少数革命家或政治家,也不能仅仅依赖某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少数无产阶级,而只能依靠世界各国日益觉醒并团结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诚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范畴,在目标理念和实现手段上都存在区别,但它们对“虚幻的共同体”的深刻批判和全面反思却表现出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尽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主张无产阶级以直接的暴力革命瓦解“虚幻的共同体”,而是倡导世界上一切拥护和平、发展、自由、民主、正义的人们,以“变革”“调整”“改良”等方式对“虚幻的共同体”进行纠偏和匡正,这同样充分肯定了全世界人民群众在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变革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和决定性力量。习近平强调:“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因此,不论是克服“虚幻的共同体”中金钱至上、权力至上、利益至上的行为模式,还是摆脱“虚幻的共同体”中弱肉强食、强权独霸、赢者通吃的发展逻辑,抑或化解“虚幻的共同体”中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都不能依靠单独的个人、组织、民族、国家,而只能依靠世界各国的联合行动和共同奋斗,依靠各国人民的卓越智慧和坚实力量。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政治变革的社会生产条件来考察人民群众,明确了“虚幻的共同体”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化的力量源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不论是在“虚幻的共同体”时代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过渡,都需要相应的历史条件,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具备瓦解“虚幻的共同体”的物质基础,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最终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创造条件。当今世界的生产力水平确实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总体上还是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垄断,世界各国的生产力水平差距悬殊,还远未具备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生产条件。今天,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呼吁和引导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各国劳动群众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要善于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契机,大胆变革、勇于创新,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政策制度体系和经济发展模式,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由此创造出更多满足各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社会劳动成果为更多国家和人民所有、所用、所享,逐步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进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想。
四、坚持“五位一体”:开辟了迈向“真正的共同体”的新道路
自古希腊以来,以理性的力量和思辨的功能对现实政治进行深刻批判和反思,就成为西方政治哲学演进的基本逻辑范式。这种逻辑范式固然蕴含着先哲们无尽的智慧和心血,但却陷入了抽象的形而上学窠臼,完全以理性、思辨、先验的抽象思维演绎来设计人类理想共同体蓝图,由此导致人类理想共同体一放到现实生活中就失去了可操作性,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为此,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人、解释问题、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使人真正过上人的生活。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归宿是“真正的共同体”,即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全人类得到彻底解放。如何才能实现这一伟大的终极理想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止于空想,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那里找到了一条通达“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道路。一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解放,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就应当“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就应当“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二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滋生人类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所以未来“真正的共同体”就应该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坚持社会生产有计划和按比例的内在统一性,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以此满足全体成员的生活需要。三要合乎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自然是生命之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人类要想真正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目标和尺度,合乎规律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协调和动态平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通达“真正的共同体”的方法论原则,克服了长期以来西方理想共同体蓝图习惯性地“批判旧世界”而未能“改变旧世界”的理论困境和实践缺陷,避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沦为空想的命运。这种道路层面的转化既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出场的重要逻辑理路,也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体路径的科学实践指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告诉世人“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世界”,而且还告诉世人“应该怎样建设这个世界”,从而构筑起了通达“真正的共同体”的桥梁和纽带,开辟了迈向“真正的共同体”的新道路。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的交往方式,有利于为“真正的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社会关系基础。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强势占据着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相比较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显得相当薄弱,并且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尚未激化至革命斗争的地步。有鉴于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了用暴力革命手段瓦解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斗争思维,倡导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呼吁世界各主权国家搁置分歧、求同存异,变对抗为合作、化干戈为玉帛,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主张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以政治互信、经济互利为战略支撑点,谋求双赢、多赢、共赢,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坚持的这种国际交往方式,与“真正的共同体”致力于实现人类社会友善、互利、和谐的目标是相通的,它从根本上杜绝了“虚幻的共同体”中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恶性竞争关系,有利于为“真正的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社会关系基础。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道路,有利于为“真正的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安全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属于“真正的共同体”,但它致力于克服和超越“虚幻的共同体”,营造一种类似于“真正的共同体”的安全格局。换句话说,在“虚幻的共同体”仍未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条件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实现的安全不是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安全,而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安全、普遍安全,这就需要走一条“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道路。共同安全,就是尊重和保障生活于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全。综合安全,就是整合和维护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在解决当前突出地区安全问题的同时,统筹谋划如何应对各类潜在的安全威胁。合作安全,就是各方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忌,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可持续安全,就是坚持安全和发展同向而行,在注重安全问题的同时不能忽视发展问题,要使发展成为安全的基础,安全成为发展的保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坚持的这种新型安全观念,充分意识到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社会现实,旨在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全球安全格局,必将有助于清除“虚幻的共同体”的安全障碍,夯实“真正的共同体”的安全基础。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经济发展道路,有利于为“真正的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当前,不论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的贫困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还是无视市场规范、放任资本逐利的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抑或是画地为牢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径、损人利己的霸凌主义勾当,都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损害了世界和平稳定。在此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经济发展道路,致力于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创新发展,意味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创新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创新驱动中引领社会变革,在社会变革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努力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不断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协调发展,意味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协同联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在统筹和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本国权益与他国权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过程中,切实增强世界经济发展的协同性、均衡性和整体性。绿色发展,意味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认生态环境承载力和自然资源储量的有限性,强调经济发展要与环境、资源协同共进,要实现整个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低碳化”“可持续化”。开放发展,意味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趋势,“敞开大门搞建设”,把本国发展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海”中,欢迎世界各国搭乘本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共享发展,意味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重解决国际公平正义问题,始终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发展原则,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发展的公正性、均衡性、普惠性。上述五种经济发展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发展局势的时代性思考和回答,必将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朝着包容互惠、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必将为“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
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对话,有利于为“真正的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精神文明基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打着“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旗号,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大肆宣扬“种族优越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美国优先论”,大肆兜售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制度模式、文化产品等,甚至为此不惜发动战争,严重破坏了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适时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文明理念,其目的就在于深刻揭露和全面克服唯我独尊、霸权至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对话,“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这样的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符合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客观现实,肯定了各国人民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与价值,构成了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桥梁和纽带,无疑有利于为“真正的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精神文明基础。
第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理念,有利于为“真正的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生态文明基础。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已经走过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这期间尽管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打破了地球生态平衡,导致了难以弥合的全球生态环境创伤。历史经验教训一再证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焚林而猎的发展方式是绝对不可取的,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应该成为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向国际社会郑重呼吁:“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就要求各国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理念,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走绿色生产之路;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价值理念,走简约适度、绿色生活之路;秉承“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科学理念,走科学治理之路;树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危机意识,走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之路。这些科学、现实的路径和举措,贯穿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过程,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环境保护贡献了新的思路,为人类社会永续发展提供了科学遵循,必将全面克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悖论,为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生态文明基础。
综上所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非凌空蹈虚、所指虚无,它深刻揭示了人类理想共同体的认知视域、服务对象、实践力量、现实方案等,科学回答了“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主体是什么”“现实方案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从而饱含着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的辩证逻辑和理论品质。它超越了千百年来西方思想家所设计的形而上学的人类理想共同体蓝图,推动了人类理想共同体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
（作者：殷文贵,法学博士,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作者：王岩,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主任,博士生导师）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