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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岩、吴媚霞:大历史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阐释

时间:2023-08-02来源: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点击:220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特定境遇而展开的历史性存在,也是在实践中逐步推进的过程性存在,体现了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需要我们从大历史观的视距加以整体性考察。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大历史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既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独特底蕴又推动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现代化。从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大历史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开辟的具有历史必然和逻辑必然的现代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历史来看,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存在,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世界现代化史、世界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史均具有深远意义的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大历史观;中华文明;民族复兴;世界历史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中国—世界”关系形态又蕴含独特发展逻辑的现代化中国实践。毛泽东讲:“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什么样的道理,反映了什么样的规律,贡献了什么样的方案,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时代之问。当前,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从多个维度和视角展开了激烈讨论,形成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不仅要进行文献研读、实证分析、文本阐释,还需要从大历史观的视距进行整体性考察,发现“ 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所谓大历史观,即从纵深历史的长时段来分析事物的形成和发展,从宽阔的空间背景来把握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联系的思维、视角和方法,旨在通过纵向和横向的交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来省思事物何以来、何以在、何以往的演变机理。“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基于此,本文立足大历史观,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和横向的空间视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叙事,以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在世界场域与中国场域、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中得到更为深刻的阐发。
         
一、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大历史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
         

现代化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深深扎根于传统之中,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文化转换和文明创新,反映了隐藏于传统与现代二者异质性背后的历史连续性。传统是现代化诞生的资源和动力,在西方 是这样,中国亦是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由中华文明所构筑的文化积淀下所展开的伟大实践,其本根渗透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质的内在文明基因。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我们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历史和文化的选择,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特性之自然展开,蕴含 着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基因。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汲取了中华文明“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价值底蕴。延绵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形成了“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敬德保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精神品格。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文明的悠久传 统中生发出来的,中华文明所积淀的民本智慧内 在地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人民性特质,奠定 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 同于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立场和人民主体地位,将“ 人的现代化”看作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面向现代化的历史 性筹划中表达和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价值情怀和民本智慧。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践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体现了中华文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一直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关切的重要问题。中华民族向来尊 重自然、热爱自然。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其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平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等都是中华民族对待人与自然关系所秉持的基本准则。不同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鲜明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对中华文明中生态思想的时代表 达和当代诠释。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内生动力,折射出中华文明“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变革和开放是中华文明延绵 5000 多年的底色和常态。中华文明所蕴含的革新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与时俱进、创新求变的特质具有内在契合性。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探索性事业,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面对未知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秉承变革与开放的精神特质,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内生动力,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四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映照出中华文明“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交往之道。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 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精神要义的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没有侵犯掠夺其他国家、民族的基因。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正是得益于这种伦理文明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武力、战争、掠夺的霸权式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和平崛起之路,从根本上摆脱了“国强必霸”的现代化发展逻辑。总而言之,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谱系中独树一帜的“标志牌”,它鲜明地标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最为深刻的内在规定性。正是基于独特的明底蕴,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观、 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开辟了新的境界。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历经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于衍生聚合中发展壮大、于交流碰撞中代代相传、于历史变迁中绵延向前,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一个“连续性文明”,与其不断拓展文明的宽度密切相关。近代以来,面对以工业化和民主政治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明的压倒性冲击,中华文明开启了自发端以来前所未有的艰难“蜕变”。在古今 中西之争的背景下,西方现代文明似乎代表着人类文明演进的唯一正确方向,若不想被开除球籍,中华文明只能依傍西方文明实现自我的现代更新。然而结果却是“学得越像”,越会陷入“先生老 是欺负学生”的窠臼。在百转千回的挣扎和探索中,中华文明历史性地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本质性关联,并在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重新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欧洲,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传统 文化的大同社会愿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至上立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以民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观点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思想等,都相互契合、异曲同工,二者具有天然的相通 性。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 代化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时代新生,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和自我更新。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亦是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融贯并由此生发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当前,我国已经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奋发有为的精神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积累与支撑,还需要更深层次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习近平所说的:“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新的历史起点上,挖掘中华文明中的精神力量,激发中华文明的生机活力,依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坚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毛泽东曾说:“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深刻地感觉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才能更好地将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价值底蕴、精神追求、政治智慧、历史经验寓于中国式现代化之中,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上升为一种文明自觉。
         
二、从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大历史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在由资本现代性所架构的“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格局中开启现代化探索的。我们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历史出发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不得不诉诸“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及“中心—边缘”的历史境遇。如果离开这一前提,就不能切实把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苦难走向辉煌的艰辛历程。近代这一历史境遇所带来的冲击,可以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概括。“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摆脱深重危 机,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文明的冲突与碰撞中开始了以现代化推动民族复兴的努力和尝试。但是,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各种主义和方案的轮番上台,都没有找到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更没能改变中华民族悲惨的历史命运。究其原因,上述种种尝试都仅仅停留于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复制或模仿层面,未能正确把握近代中国历史境遇所导致的民族主体性身份的失落和民族历史叙事的缺失,进而也就无法真正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这些失败和教训证明,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无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帝 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饱经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和道路来引领救亡运动,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开启现代化进程。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苦无良策的时候,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给中国送来了最具指导力的马克思 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主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目标,建立了新中国,为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如何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接续展开中,使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现实性,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又一新的时代课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的“ 政治上的大国”与“经济上的小国”对比强烈的现实境遇,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只能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实 现。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带有重塑中华民族主体性身份的实践自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但由于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问题,我们党的现代化探 索之路并非走得一帆风顺。对于这一问题,在邓小平那里得到了创造性解决。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概念,并站在时代制高点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式”,意味着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契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借助于这一思考,党和国家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模式,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以改革和开放为牵引来思考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和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人类社会整体的历史关 系,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实践进行系统性总结和规律性阐释,成功地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光明之路。
通过回望历史可以发现,历史之中有启示和 借鉴,历史之中也有规律和大势。中国对现代化的求索,缘起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 球扩张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身份迷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逻辑、民族复兴逻辑、社会主义逻辑的有机统一。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相互交织、相互确证,二者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不同历史叙事。依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生成并非抽象概念在头脑中的演绎,而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其在对自身存在状态的否定性中包含着对自身发展可能性的肯定与探索,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唯物史观。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辩证法进行理性把握,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体现为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
一是从“被动求索”转为“主动引领”。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撬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之中。这种被迫,源于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现代性及其所开辟的“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现代化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趋势,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实现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受制于世界历史的展开逻辑,现代化便成为每一个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的历史命运。这意味着,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对近代中国来说是历史的必然,换言之,不仅是历史性的,而且是命运性的。然而,这种被动、从属的“身份”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得以摆脱。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自此,中国式现代化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开始了由被动卷入向主动探索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以历史主动精神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开启新时期”“跨入新世纪”“站上新起点”“进入新时代”的现代化探索历程,推动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胜利,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是从“走别人的路”转为“走自己的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现代化之于中国是一个“ 舶来品”。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部力量冲击引起的,属于外源型现代化。为了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实现民族复兴,缩小与率先迈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鸿沟式差距,不少中国人企图通过学习西方来追赶甚至超越西方。于是,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探索突出表现为学习和仿照西方,即“走西方人 的路”。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以“向西方学习”为口号,包括学习西方政治体制、西方的工业模式、西方的价值理念等。但事实证明,“走西方人的路”并不能改变近代中国的悲惨命运,是行不通的。正当我国处于现代化求索的迷茫期,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在当时,“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以苏为师”的现代化历程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但由于缺乏对现代化的自主认识,这种模式逐渐暴露出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识到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最终实现了“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转向。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无比广阔的空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的正确道路。
三是从“串联式发展”转为“并联式发展”。作为早发内源型现代化国家,西方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大都在资本逻辑驱动下采取了串联式发展模式,即先有工业化后有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方面和西方国家差距甚远,这种悬殊的差距使我国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和赶超意 识,因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初也深受串联 式发展模式的影响。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囿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我国始终将工业化放在现代化建设的首位。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并非是单维度转变,而是一种囊括生产、生活的一切领域的总体性、全面性转变。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明确提出要建设中国式 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强 调以人的发展为主脉的并联式发展模式,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推进。之所以采取并联式发展模式,是我们党基于现实国情和实际情况作出的科学考量。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具有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 验教训的潜在后发优势;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具有将潜在后发优势转变为现实 动力的强大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
         
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历史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现代化属于世界历史性课题、世界历史性潮流、世界历史性事件。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游离于人类现代化进程之外的实践形态,而是兼具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创新版本。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存在,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整体发展进程,也展露出了改变世界的意义与力量。

一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拓宽了世界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一个国家怎样走向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历史课题。诚然,从人类现代化历程和时序来看,西方国家率先开启了现代化实践,并且取得了巨大的现代化成就。但是,人类通往现代化是否只能走西方现代化道路?很长一段时间的话语表达特别是西方话语中,人们习惯性地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各国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通道”。我们承认,西方国家在时间上确实先于非西方国家开启现代化历程,但西方现代化并不能成为现代化的普遍模式,即现代化西方化。现代化本身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化是针对人类社会而言的,从这个层面上说,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是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一切民族之普遍的历史命运,具有确切的实质内容和普遍规律,诸如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取代专制集权、科学理性冲决宗教神权等。特殊意义上的现代化是基于特定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而言的,从这个层面来说,现代化在各个国家以什么样的形式和方式实现,是由不同国家的特殊情况和具体条件决定的,没有固定的现代化模式和标准。尽管西方国家率先开启现代化,但是西方现代化只是一种现代化的特殊性存在或个案。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又符合中国实际,其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域下拨开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迷雾”,打破了西方现代化“唯一性”的神话。

总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根本区别于以资本为中心、社会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殖民掠夺、主张建立并维护世界霸权体系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雄辩地说明了“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拓宽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选择空间。

二是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格局,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化发展。世界历史形成于近代以来资本现代性及其全球扩张进程。近代以后,以地理大发现为前提、以技术革命为导 火索、以新兴产业为基础的现代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进程,催生了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重大变革。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上,“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方国家借助现 代性的绝对权力把一切民族卷入到资本现代性所设置的世界体系中,“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 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然而,由资本现 代性架构出的“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格局,并不具有完全的世界历史意义。换句话说,资本现代性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而非世界历史发展的永恒答案。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概念,但是却对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资产阶级”等存在体,作 了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一方面,马克思对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资本现代性的历史进步性予以高度赞扬,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本现代性的内在困局和矛盾体系,指出了其“剥夺者被剥夺”“丧钟敲响”“外壳 炸毁”的覆灭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然资本现代性本身是历史的产物,那么由资本现代性所架构的世界历史格局也是历史的。伴随着时代语境和时代主题的更替,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当前中国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同世界历史相互关联,并且成为了世界历史格局中的 重要变量。中国在融入世界历史潮流的过程中,探索出了将中国实践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实现的历史性变革不仅改变了中华 民族在世界历史叙事体系中的“依附者”身份,打破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格局,同时也基于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观照,将自身的现代化实践与人类社会进步相互关联,为世界整体发展提供了智慧和方案,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纵深发展 和时代转变。
三是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场域,彰显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社会主义实践是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开启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由资本主义现代化宰制的局面,使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了实践、从社会运动走向了国家形态。然而,关于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没有经验可循的崭新课题。第一次对这个课题给予实践回答的是列宁。在列宁看来,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利用政权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赶超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对此,列宁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公式,即“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然而,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却并没有完全遵循列宁关于现代化的总和思维,反而日益呈现僵化、教条化趋势,尔后继起的改革甚至放弃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1992 年,美国学者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高调声称:“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结’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 史的终结’。”这一“自我确证”在冷战结束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不乏附和、迎合之声。福山的这一断言无疑否认了世界现代化的其他可能性。            
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断言的虚妄性和悖谬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道路,体现了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统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指引和理论定力,深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推进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相结合、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相结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独立自主与开放包容相结合,突破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教条式理解,超越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僵化局限。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极大地扭转了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极大地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使世界社会主义迎来了光明前景。
(作者:王岩: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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