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正式开启了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伟大使命的圆满完成有赖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其根本在于“立德”，在于公民道德之实践养成。一方面，培养时代新人既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养成的基本目标，也是评价公民道德养成之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另一方面，新时代公民道德养成不仅为培养时代新人提供了最全面、最有效与最基本的涵育理路，也在实质上直接决定了培养时代新人的模式、层次与水准，从而在战略上为新时代新使命的顺利完成提供了最为关键的人力资源。鉴于此，2019年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确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以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此语境中，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主要涵盖内向度的“人的全面发展”，外向度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等。其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顺利完成外向度的时代使命的逻辑前提与主体保证，更是时代新人的本质特性与公民道德养成的实践指南。

作为时代新人的本质规定性，人的全面发展必然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亦即，时代新人不仅追求认知维度的“真”、情感维度的“美”、意志维度的“善”以及生活维度的“正义”，更致力于将自身正确的认知、充沛的情感以及坚韧的意志落实与转化为具体的以正义为价值旨趣的美好生活，最终，在美好生活中“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此，以培养时代新人为基本目标的公民道德养成，也必然涵盖公民道德知识养成、公民道德情感养成、公民道德意志养成以及公民美好生活建成等四个方面，这四者分别构成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养成的观念基础、内在动力、根本任务以及实践依归。总之，以培养时代新人为基本目标，新时代公民道德之养成旨在积极引导公民追求道德知识之真、道德情感之美、道德意志之善以及公民生活之义，进而在认知迭代、情感升华、意志砥砺与生活淬炼的过程中，顺利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符合全面发展要求、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在历史唯物论视野中，社会与时代决定着人的存在，不同时代对置身其中的公民有着特殊的道德要求。诚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毅然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党的十九大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以及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目标，时代新人由此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者的典型形象，也被确立为公民道德养成的基本目标。具体而言，时代新人这一话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主体性、时代性与现实性等方面。在主体性方面，时代新人是建设主体与受益主体两方面的有机统一。作为建设主体，时代新人承担了时代赋予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重大使命，在此过程中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青春岁月与艰辛劳动；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时代新人所创造的一切建设成果，都是由他（她）们自己所享有的。这是与人类历史上其他制度的建设群体与受益群体相分离的情形迥异的，新时代的时代新人是为了建设他（她）们自己的美好生活与幸福前景而努力拼搏的。其次，在时代性方面，时代新人之“时代”特指“新时代”，这是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时代新人可以超越那种割裂过去、现在与未来之传统的时间观，赓续过去经验、立足现在语境、面向未来愿景，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相互对话与积极融通中，全面推进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与自我成长。最后，在现实性方面，时代新人兼顾了理想性与事实性。经验表明，理想主义往往因偏执“应是”之端而深陷浪漫主义之泥淖，事实主义则因偏爱“所是”之端而难逃相对主义之困境，一言以蔽之，缺乏事实支撑的理想是虚幻的，不以理想指引的事实是盲目的。“时代新人”这一话语成功扬弃了过去的要么“应是”、要么“所是”之非此即彼的做法，在充分吸收理想层面的价值意蕴与事实层面的现状描述的基础上，在理想的“应是”与事实的“所是”之间找准最佳定位，夯实“能是”层面上的现实性基础。由是观之，时代新人从主体性、时代性与现实性等三个维度，在宏观上共同指向了“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与“人的全面发展”：一是建设主体与受益主体之间的有机统一，捍卫了人之人格样态的全面性；二是融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做法，整合了人之时间样态的全面性；三是兼顾理想性与事实性的现实性定位，促进了人之发展样态的全面性。

当然，从主体性、时代性与现实性三个维度构建“人的全面发展”可以大致勾勒出时代新人的价值意蕴，却无法深入剖析时代新人内在要素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成机理。在马克思人学视阈中，既然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以一个“完整的人”的身份“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那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之全面的本质应当也必然涵盖了知识、情感、意志与生活等四个方面，时代新人也应当被具体化为知识之人、情感之人、意志之人与生活之人。知识之人旨在“求真”，是人的实质样态与观念要素，体现了时代新人的精神属性；情感之人旨在“审美”，是人的本真样态与动力要素，展现了时代新人的自然属性；意志之人旨在“崇善”，是人的本质样态与德性要素，体现了人的品德属性；生活之人旨在“合义”即“合乎正义”，这是人的本源样态与品行要素，彰显了时代新人的实践属性。总之，时代新人的全面性体现为价值与人格两个层面，即全面地追求真、善、美与正义等价值理想以及完整地塑造知识之人、情感之人、意志之人与生活之人等人格面相。

不言而喻，时代新人之全面性的价值追求与完整性的人格形塑，为公民道德的实践养成提供了有效的价值指引与充分的主体保障。在新时代，公民道德之养成内容由此可以具体化为道德知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以及美好生活四个方面。其一，公民道德知识是对当代民主生活中的公民道德、道德价值、道德规范、道德品德与美好生活等论题的理性透析、观念凝练与理论总结，它为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与美好生活的养成奠定了厚实的认识论基础。其二，公民道德情感是指在当代民主生活中，在具体、深入且全面的观察、参与、体悟与反思的基础上，公民在道德价值、道德规范、道德品质与美好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情绪与态度等主观心理状态。积极的道德情感，例如，崇敬、信任、同情、快乐等，对公民道德认知、道德意志与美好生活的养成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消极的道德情感，例如，疑惑、反感、鄙夷、痛苦等，对公民道德认知、道德意志与美好生活的养成发挥着阻碍作用。其三，公民道德意志是指在合理的道德认知基础上，在积极的道德情感推动下，公民根据特定的道德价值体系、道德规范体系与道德品质境界要求，在调整认知、控制情感与调节行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坚韧、果断与节制等品质与能力。其四，公民美好生活在价值上以正义为趣旨，具体是指在正确的道德知识指引下、在充沛的道德情感的推动下、在坚韧的道德意志的保障下，依据特定的道德价值、道德规范与道德品质所实际展开的生活方式。公民美好生活的建成，意味着正义价值的充分实现，表征着公民道德知识、道德情感与道德意志的全面养成，也从根本上持续且有效地推动着公民道德的养成与时代新人的育成。

时代新人的实质样态与观念要素指向了真理与知识。自人类诞生之日起，真理与知识就被确立为应当不懈探求的价值目标。在认识论中，属于工具性价值范畴的知识是指主体判断与客观对象相符的内容，它为人类认知世界、探索社会、理解自我乃至实践活动，提供了稳定的世界图景、有序的交往网络以及合理的生活指南。在价值论中，知识属于目的性价值范畴，在一些情境中，人们追求知识仅仅为了知识本身，而非为了知识带来的成效或后果。从泰勒斯的“仰望星空”、苏格拉底的“省察同胞”到斯宾诺莎的“磨镜苦差”乃至布鲁诺的“殉道”等，都是为知识与真理而求真的伟大典范。在存在论层面，知识属于生存性价值范畴，是此在（缘在）确证自我的重要依凭。马克思曾指出，人“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海德格尔将此观点更简明扼要地表述为：“此在在真理中”，真理与知识是一种此在的生存方式，即“揭示状态和进行揭示的存在”“在这种进行揭示的存在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总之，知识兼备了工具性、目的性以及生存性价值，三者相辅相成，共同刻画着时代新人的知识形象。

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养成的实践中，时代新人的知识向度必须具体化为公民的道德知识向度，其逻辑前提是“道德知识”何以可能？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借助“美德能教吗？”之问，苏格拉底较早地发起对道德知识的讨论。起初，他认为道德是“通过神的恩赐而来”，不是知识；随后又隐晦地指出，“正确的意见也是正确行动的向导”，道德似乎又发挥着类似知识的功能。相较于苏格拉底的犹豫不决，柏拉图的立场非常坚定：既然已经可以一探形式（理念）世界之究竟、一瞥形式世界之至善，哲学家当然已经获得了关于道德的形式（理念），道德知识也借此获得了坚实与可靠的认识论支持。与其恩师相反，亚里士多德拒绝将道德视为一种知识，“因为如果某人知晓了公正的本性，并不立即就是公正的”。这样的判断并不准确，他既混淆了“知”与“行”两个不同领域，对“知”提出的要求与期待也大大超出了“道德知识”的功能范围。事实上，道德知识只能为人们认知与理解道德生活提供观念体系、分析框架与知识图景；即便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之间的背离情形并不鲜见，也不能抹煞道德知识的积极意义。在道德实践中，公民道德知识在公民道德养成方面所发挥的指引作用，固然很难与公民道德情感以及公民道德意志相比拟，但也不能就此武断地否定道德知识本身及其所能发挥的认知功能与指引作用。公民道德知识不仅在道德行为与道德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更为公民道德情感、公民道德意志以及公民美好生活的养成奠定了厚实的观念基础。

所谓公民道德知识，是对当代民主生活中的公民道德、道德价值、道德规范、道德品德以及道德生活等主题的理性透析、观念凝练与理论总结。公民道德知识首先指向了对公民道德本身的认知：广义的公民道德旨在规范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涵盖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属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范畴；狭义的公民道德指向了公民身份、公共生活以及政治参与等，其核心是“激发或促成广大公民对政治活动及公共事务的投人，并以理性、合法的方式去解决政治参与中的各种问题”。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养成实践语境中，对公民道德的界定应取狭义视角，据此，所谓公民道德是指在当代中国公共生活中，为了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协调主体间关系、实现自我价值，在平等交往与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公民就必须具备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公共品德等所达成的共识。据此，公民道德知识涉及对道德价值、道德规范、道德品德与美好生活的正确认知，公民道德唯有同时拥有道德价值、道德规范、道德品德与美好生活等向度才是完整与有效的。其中，公民道德价值是公民道德的实质内容，它从应然与观念的维度对政治制度、道德规范、参与行为、公民品德乃至公民生活等，进行价值引导、价值调节与价值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时代公民道德价值的主要内容；公民道德规范是公民道德价值的现实化与具体化，旨在通过特定的道德权利义务体系调整公民间关系、规范公民行为、创建公民美好生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构建公民道德规范体系的主要依据；公民道德品德是公民道德的人格要件，它是指在当代民主生活中，为了更好地参与公共生活与实现自我价值，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公民间就各自应具备的品德德目而达成的共识。此外，公民美好生活是公民道德的实践形态，美好的道德生活意味着道德价值、道德规范与道德品德的充分实现。综上所述，新时代公民道德知识为公民道德养成提供了坚实的观念基础与正确的思想指引。

时代新人的本真样态与动力要素归结为充沛的道德情感。经典作家们一贯重视人之情感的生存论与工具性价值。在生存论层面，情感是人认知自我与确证自我的本质力量与动力来源。马克思指出：“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在［狭隘］意义上的人本学的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既然情感是沟通自我与世界、自我与社会、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我的主要桥梁，那么，每个人都可以从世界、社会、他者与自我的视角认知自我、确证自我。在工具性层面，情感是一种“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曾强调：“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这就意味着，情感是人类从事求真、审美、崇善以及合义等自我实现活动的动力源泉。总之，只有通过情感这一自然属性，时代新人才有可能获得认知自我、确证自我与实现自我的本质力量与内在动力。

进入新时代，“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由于市场经济规则、政策法则、社会治理还不够健全，受不良思想文化侵蚀和网络有害信息影响，道德领域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在此情形中，在严肃正视否定性情感的越来越大负面作用的同时，更应重视公民道德情感养成的质量与效率。所谓道德情感，是指“个体根据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和标准，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思想、意图及行为时产生的内心体验”。道德情感可以分为肯定性与否定性两类，前者包括幸福、热爱、自豪、敬佩、欣慰、快乐、尊严等，后者包括羞耻、羞愧、憎恨、不安、痛苦、内疚等，“个人道德情感是引发伦理行为的动力，是品德高低变化的动力因素、决定性因素”。在公民道德养成过程中，相较于道德知识，公民道德情感的作用更为重要。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拥有系统且高深道德知识的伦理学家很有可能是个见利忘义、恩将仇报的小人，一位目不识丁、缺乏道德知识的贩夫走卒却极有可能忠厚老实、淳朴善良。导致上述“知”与“行”严重分离的原因在于，虽然在道德知识方面，伦理学家的理论储备与思维水平远高于平民百姓，但基于道德情感上的强与弱之差别，两者在道德行为与品德境界等方面的表现也就判若云泥了。据此，公民道德能否养成的关键在于道德情感能否养成。亚里士多德就曾明确表示：“德性还和行为与情感有关”。具体到与何种情感的关系最为密切，穆勒的结论是快乐，他分析指出，道德标准甚至人生的终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免除痛苦，并且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尽可能多地享有快乐”，考虑到心灵的快乐更持久、更有保障、成本更小等原因，“理智的快乐、感情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感的快乐所具有的价值要远高于单纯感官的快乐”。基于此，穆勒宣布：“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个体需求、人生阅历、生存境遇等不同，公民在道德情感方面存在着肯定性与否定性、高位阶与低位阶、强势与弱势之别。公民道德情感养成的实质，就是完成由否定性、低位阶与弱势的道德情感向肯定性、高位阶与强势的道德情感的转变与升华。

在道德实践中，公民道德情感养成效果之高低，往往取决于公民对政体、价值与制度等方面的认同程度。就政体认同而言，在资本主义民主中，公民被普遍地排除在公民道德的生成过程之外，这就导致在道德价值体系的确立、道德规范体系的构建乃至美好生活方式的创建等方面，很难反映民情、体现民意、遵从民愿。公民道德当然无法得到公民的广泛认同与自愿遵守，公民道德情感更是无从谈起。与此相反，社会主义中国始终坚持将人民至上、人民当家作主以及美好生活等理念“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由此自然而然地孕育出热爱、自豪、快乐等情感与情绪，公民道德情感也就能够得以顺利养成。在价值认同方面，人民至上是公民道德情感养成的价值依据。人民至上价值理念主张“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科学理论与民主实践。在社会主义公民生活中，人民至上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的价值实质，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坚守人民至上价值理念，是评判公民道德之好坏与优劣的主要标准。以人民至上价值理念作为指引，公民道德的价值体系、规范体系以及品德境界显然可以做到“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这必然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性认可与情感共鸣，也能进一步涵养公民道德情感。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是公民道德情感养成的规范根据。在新时代中国，以保障“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等为政治原则，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不仅从制度与形式层面规范与调整着公民道德与公民道德生活，也从实体与程序两个层面为公民积极参与道德价值体系确立、道德规范体系构建以及道德品德境界提升等，提供了完整且系统的制度路径。在此情形中，作为道德价值、道德规范与道德品德的决定主体、建设主体、受益主体与评价主体，时代新人的道德情感之养成也就顺理成章了。

时代新人的本质样态与德性要素主要表现为坚韧的道德意志。在当代生活中，公民道德知识与公民道德情感并不能自动现实化为自觉的目的性的道德活动，这是因为，公民道德知识与道德情感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生活，主要取决于公民道德意志的坚韧性、果断性以及执行力之强弱。所谓意志，是指“一个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和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种种困难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意志本身所具有的支配与调节自己行动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意志的能动性之中。这种由意志所支配与调整的行动生发于由内向度的主观世界走向外向度的生活世界之中，意志也因此具有积极调节、支撑与推动公民道德生活的实践功能。在公民道德养成实践中，道德意志主要包括当机立断、坚贞不屈、坚韧不拔、不畏艰险、雷厉风行以及斗志昂扬等。

在公民道德养成实践中，道德意志的养成主要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确定目标与执行目标等两个阶段予以推进。就确定目标阶段而言，“人的全面发展”价值理念与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必然导致更多样、更复杂以及更多变的价值目标：同时满足所有的目标，显然是不现实与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公民必然面临着在诸多价值目标之间进行痛苦抉择的现实困境，目标冲突由此产生。这些目标冲突在类型上主要包括双趋冲突、双避冲突以及趋避冲突等。一是双趋冲突，即公民在面临两个同时出现、具有同等吸引力的价值目标时所产生的难以取舍的心理困境。譬如，效率与公平是两种必要且重要的政治价值，但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一些公民可能面临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目标何者优先的抉择困境。二是双避冲突即指在面对同时出现的两个同等负面的价值目标时，公民往往会产生左右为难的困惑。例如，在参与商品房价格听证过程中，公民可能会面临非常艰难的政策选择：价格过高会导致房地产泡沫以及刚需购房者的生存困境，管制房价又极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广大业主的资产保值。三是趋避冲突是指公民在面对特定价值目标时所产生的既想趋近又想回避的矛盾心态。例如，一些公民对待福利政策的心态可能就是既希望享受更高的福利，又惧怕由高福利所带来的高税收。应当说，在面对上述三类目标冲突时，要以公民道德价值体系为准绳、以公民道德知识为依据，在每个公民内心的理性与道德法庭面前，将所有目标逐一审视，最终选定可取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当机立断、坚贞不屈的道德意志得以养成。

执行目标阶段是公民道德养成的关键环节，也是充分展现、全面考验与有效强化公民道德意志的养成过程。执行目标行为主要包括积极层面的行动发起与消极层面的行动抑制两类。行动发起，是指公民积极参与道德实践，以便实现特定目标，例如，为了充分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制度要求，公民应当排除万难、矢志不渝地积极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以及民主监督等权利。行动抑制主要是指公民全力以赴地制止与预定目标相违背的愿望与行动，比如，在参与城市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一旦发现某项公共政策可能违背了公共利益，就应当勇敢地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以达到完善政策的目标。在现实生活中，被执行的目标一般可以分为即时与长期两类。执行即时目标行为是指在相关条件基本成熟的情形中，目标一旦确定，就立刻进入实施阶段。比如，在民主选举时，公民在确定支持目标后，一般都会直接去投票站完成投票任务。执行长期目标行为，则指向了那些需要长期规划或有待未来行动的目标，一般不会立即付诸执行。譬如，在参与民主管理过程中，某些公民就降低城市碳排放目标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也非常希望将这些看法转化为公共政策，但一般不会马上实施，因为可能有更紧迫、更重要或更必要的工作与任务需要即时或短期内完成。通常而言，一旦进入执行目标阶段，公民很有可能会遭遇精神上的负担、价值上的困惑以及利益上的干扰等困境，这就需要全面养成、充分磨砺公民的道德意志。一是由于从确定目标到执行目标之间会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期间，一些新问题与新情况可能会层出不穷地涌现，这就需要公民必须善于审时度势、果断抉择。这个过程既是对公民的认知能力、情感调适与实践经验等素质的挑战，更是对其道德意志的重大考验。二是在面临国家、政府、社会、公民等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与价值挑战时，如果缺乏强大的道德意志，可能难以承受智力、精力和体力等方面的重压。此外，在执行目标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因压力过大而消极动摇、因其他价值目标的吸引而朝三暮四或因其他主客观因素而丧失信心等情况，这些均需要依靠公民的坚强意志予以坚守与调节。总而言之，在执行目标的过程中，公民需要不断克服内部与外部困难：内部困难可能包括知识匮乏、信心不足、性格怯懦、情绪消极、能力欠缺、态度犹豫等；外部困难主要涵盖经济发展萧条、政治秩序动荡、自然条件恶劣以及保守势力阻碍等。在克服内外种种困难过程中，公民自主、果断、坚韧与节制的道德意志就能得到系统且有效地养成。其中，自主性意志是一种保障公民不受外部与内在的偶然性因素影响，以便可以独立自主地选择目标与执行目标之品质；果断性意志即指公民应当善于抓住机遇、明辨是非、快速有效地确定与执行目标之品质；坚韧性意志是指公民对自己选择目标的坚守与捍卫，并能在道德行动中始终保持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以及百折不挠的坚毅品质；节制性意志即指公民能够自觉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与欲望、约束自己的语言与行动的品质。总而言之，经由确定目标与执行目标等两个阶段，公民亲身体悟与积极追求道德知识、道德情感、道德价值乃至正义生活，进而在认知升级、情感升华、价值萃取以及生活淬炼过程中，真正完成公民道德意志的养成。

时代新人的本源样态与品性要素指向了以正义为价值趣旨的美好生活。自泰勒斯选择“仰望星空”以来，“美好生活”就开始成为哲学主题，因为“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有鉴于在正义主题认知上的严重分歧，对美好生活的追问乃至拷问从未停歇。在古希腊，正义的主题是以真理为内核的灵魂生活，美好生活也就具体化为有序的求真生活，至于正义的城邦生活只不过是真理的投射结果而已。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精心构筑的美好生活就是一种捍卫灵魂秩序的正义生活，亦即正义的精神生活是一种由智慧统摄激情与欲望的理性生活，由此，正义的城邦必须由有智慧的哲学王进行统治。亚里士多德更是将真理生活拔高为“最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甚至是一种“与人的生活不同的神性的生活”。在漫长的中世纪，正义的主题是以道德为内核的宗教生活，基于摆脱现世苦难、通向上帝之国的诉求，基督教的信徒们普遍按照宗教教义的指引，过上了他（她）们所认定的美好生活即向善、崇善的宗教生活。在人文主义运动以来的西方社会，正义的主题是以人性为基础的世俗生活，充分满足作为人之本性的自然欲望、情感需求以及审美情趣等，自然成为正当与合理的要求，资本主义美好生活也就具体化为丰足的物质生活、丰沛的情感生活以及丰富的审美生活。概而言之，在马克思正义观视阈中，古希腊以真理为内核的沉思生活、中世纪以道德为核心的宗教生活以及近代以来以审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活，并未从完整的、全面的层面追求真、善、美等价值，均犯了以偏概全的谬误，其结果只能是片面的、碎片化的正义生活，美好生活更是无从谈起。真正能够全面统摄真、善、美等价值的正义生活与美好生活只能属于共产主义，也只有在共产主义这一自由王国中，脱离了对人与物的依附关系的每个人，才有可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及其“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不过，共产主义生活虽然美好，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却是分外艰辛、格外漫长的，“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前途可谓光明，道路可谓曲折。进入新时代，在建设美好生活时，既要坚定不移地向着共产主义这一终极理想生活样态继续迈进，又要抛弃“毕其功于一役”的浪漫主义幻想，立足新形势、剖析新问题、完成新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确定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两条主要路径，就充分考虑了现实性与理想性两个维度的实践需求。其中，“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旨在为建设美好生活夯实物质基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则为建设美好生活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意涵：前者指向了富足的物质生活，后者展现了丰富的精神生活

（作者简介：施向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副主任）

（来源：《道德与文明》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