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西方现代化不同，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与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具有和平发展的价值特质，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对中华文明属性特征的高度提炼，和平性在现实中通常体现于传统文化、沉淀于民族精神、作用于制度 建设并附着于外交理念，这些具象化的表现形式彼此交融、相互支撑，通过厚植文化底蕴、标注精神坐标、提供制度保障以及彰显世界意义为中国式现代化坚定选择和平发展战略供给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中华文明；和平性
一个国家的道路选择与这个国家的文明状态密切关联,综合体现了国家的文化传承、价值诉求和道德规范，国家战略行为的选择也常常因自身文明传统所强调的伦理原则而使其彰显国家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有着 5000 多年历史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自主探寻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从 一开始便必然“渗透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质的内在文明基因”，内嵌着中华文明这一原生文明的赓续发展逻辑。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而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的重要伦理支撑。
文明特性是对文明本质及其普遍性规律的整体把握，对文明特征的深层次理解离不开历史与实践维度的具体表现；换言之，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和平发展道路之间的因果关联，就需要在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积淀的多重样态中探寻其深层逻辑。在国家系统中，体现于传统文化、沉淀于民族精神、作用于制度建设以及附着于外交理念成为中华文明和平性的重要实践样态。这其中，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基础，民族精神是传统文化的内化和外化，国家制度是民族精神的组织形式，而外交理念则是国家制度与外界互动的重要指针。总的来看，这些样态之间紧密相连、互为因果。 作为中华文明的灵魂，传统文化驱动着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国家制度的建构，而外交理念则体现了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国际舞台上的延伸发展，它们共同组建了一个从文化传承到制度建设再到国际交往的整体系统，共同构成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生存场域，成为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走向和平发展道路历史逻辑的重要视域。
一、体现于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厚植文化底蕴
文明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的进步状态，而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核心要件，是人类创造的符号、象征、语言、艺术和习俗等的集合体。就两者的逻辑关联而言，文化构成了文明的基础，文明体现了文化的发展，“文明是以进步文化为基础的开化状态和发展成果，没有进步文化的发展就不会有文明的发展”。也正因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发端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厚流光；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发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枝繁叶茂”。就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而言，它最先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得以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厚植了文化底蕴，成为中华民族在现代化求索之路中何以和平的内生力量。
首先，“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精神内核。自古以来，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如何相处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关注的核心内容，儒道释诸家对此均有独到论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则展示了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感悟。“天人合一”体现了一种整体性思维，强调人乃天地共生，是天地间的一部分，应与天地宇宙共存发展。天地秩序构成了人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彰显了人与万物的终极归宿。从起源看，“天人合一”理念的生成深受中华农耕文明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农民通常依据天象、气候与季节等规律安排农事活动以获得好收成，他们逐渐意识到人的生命对自然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只有与自然界保持和谐关系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所以，古代先民们渴望和洽的天人关系，长此以往更是自然积淀出中国人尊重秩序、内敛含蓄，特别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扎根中华民族的生活实践，必然赋予“天人合一”独特的文明特色。与西方文明“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天人二分思维不同，“天人合一”提倡人对天时的尊崇，认为“顺则生, 理则成,逆则死,失则无名”，并始终秉持“有天地，然后万物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理念。 某种意义上说，“天人合一” 正是古代中国“ 以德配天” 治国之道的文化基础，是中华文明和平性在人与自然关系准则上的体现，并在当代延伸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道德伦理要求，从深层次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其次，“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基本遵循。“协和万邦”表达了中华民族处理国家关系的一贯主张。这一理念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诸侯争霸，它强调道德伦理的感召力，主张通过协调来消除冲突、控制分歧，最终实现和平共处的目标。这种理念不仅被历代思想 家广泛弘扬，也成为大多数开明君主治国之道的核心内容。在面对国家关系的处理，特别是国家争端的解决时，“协和万邦” 的天下观与西方文明所信奉的国强必霸的实力政治有本质区别，它更倾向于维持和平而非挑动战争，认为“不侵略别国，不征服世界，不谋求霸权，认为自己立国，也让他人立国，自己立国才能持久”。中国军事名著《孙子兵法》中就有“以虞待虞者胜”“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的相关记载，体现了立足于“防”、着眼于“备”的战略思维，也说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虽亦言征战攻伐之事，但在思想源头上就融入了‘不争’ ‘慎战’ ‘不战’ 的东方智慧，并法先王讲仁义、重民本、尚和合的施政理念，形成了崇尚和平的价值主基调下对‘战争’的独特理解”。例如，西汉王朝在面对不断侵扰的游牧民族时，除了及时派兵展开正面交锋，还善于采用和亲、互市、藩属、封赏、朝觐等多种手段为政权统治营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
再次，“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实践准则。“和而不同”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处理各类社会关系时的卓越智慧与终极目标，是中华文明重要且独特的价值观。早在西周末年，中国就出现和同之辩，《国语·郑语》曾记载了“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的相关论述，表达了“和”生万物的理念。在方法论上，“和而不同”强调“从 ‘和’出发，‘同’与‘不同’都会很自然地呈现，都可以理解、可以包容，也可以消解”。 反之，如果执意以“同”求“和”，结果常常事与愿违。所以，“和而不同”承认并尊重差异，将“夫物之不齐”视为事物的普遍状态，并提供了通过协商、对话或合作来寻求解决分歧，进而达成共同利益的途径。儒家提倡的“仁爱” ，道家强调的“无为而治” 以及墨家主张的“兼爱非攻” 无不彰显“ 和而不同” 的辩证思维。 总之，“和而不同”意在“求和”，但不主张消除异己,是对内在和谐而非表面一致的追求,“是各人内在‘不同’ 得到尊重基础上的人群组织与秩序生成之道，由此形成普遍的合作秩序,各人在其中可保有其构成性的‘不同’”,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理想，其蕴含的辩证思维更是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智慧。
最后，“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道德支撑。“先秦儒家认为心不仅是人身体的主宰，而且无论主张性善说还是性恶说，都认为心形成了以仁为内核的礼，对人的行为起着指引作用。”“人心和善” 强调人们应该拥有善良的内心，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文明的集中体现，也是“和”文化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要求，集中表明了中华民族对于个人如何修身养性的根本态度。这种道德观注重人际关系的处理，提倡互助、合作和亲情，鼓励以温和、友善、恭敬、节俭以及宽容的方式与他人相处，并以让所有人获得好处的“达济天下” 和与所有人和平相处的“德行天下” 为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可见，“人心和善”并非一个抽象的道德标签，而是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是个人修身养性的较高境界，既关注品德修养，又追求内心善良，在推动个人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实践的同时显著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平与文明程度。可以说，在“人心和善”的道德提升下，修身齐家延展至治国平天下，仁爱友善从家庭成员延扩至他人乃至国家，由此成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道德基因。回望中华文明的发展长河，“人心和善”生成于中国古代的伦理关系，蕴含讲仁爱、尚和合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与人为善的中华美德，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道德力量。
习近平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正是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史，和平发展的基本特征彰显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而以“和”文化为内核的中国伦理文化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重要形态。在中华民族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明正是通过以“和”为主的文明形态引领着中国价值观念建设、国家制度创新以及社会治理变革，从更深层次上塑造着中华民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样态与独特价值。
二、沉淀于民族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标注精神坐标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都有其著称于世的独特精神品质，而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文明的传承体，在民族品格的塑造培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直观地反映了国家文明的文化样态。一般而言，国家优秀文化传承着民族的发展脉络，记录着民族的智慧经验，凝聚着民族的共同记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智慧和行为准则，反映了一个民族对于人类生活和社会治理的思考追求。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出卓越的文化瑰宝，无论是经久传颂的文化经典，还是保存至今的文化遗存，又或是历史长河中豪杰人物的事迹成就都深深熔铸于华夏子孙的血脉之中。这些文化精品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也受到了世界的赞誉瞩目，它们以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富有内涵的语言艺术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智慧，不仅是民族复兴之路的最佳见证，更“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的文化根基和中国人民能够守正创新的精神滋养”，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品格。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哲学家罗素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甚至指出：“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以公理为基础而不是以武力去解决争端。”可以说，向往和平、崇尚和谐、追求和睦的理念一直流淌在中国人民的精神血脉中。这种“和平性”的精神根脉正是受到中华文明和平性文化样态的滋养才得以最终成型，成为中华民族追求以和为贵的精神动力，指引着中国式现代化坚定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从未有过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古代中国虽然经历了多个王朝的政权更迭，但这些古代王朝的建立统一并非将扩张和征服作为目的，反而更注重内政建设和文化发展，即便是在经济、文化、科技都达到了较高水平的唐宋时期，中国都未曾对邻国进行过侵略和称霸。15世纪初，明朝官员郑和曾率领比哥伦布远航时的舰队阵容更为庞大的船队数下西洋，尽管军事实力远超途经的国家和地区，但从未主动发起过任何一场侵略战争，也从未占领过一寸海外殖民地，留下千古佳话。某种程度上说，“历时500余年的春秋战国，诸夏先民(包括四周‘蛮夷’)通过无数战争与死亡而促成了轴心时代的理性思考，并因此而确立了中国反战的、和平的轴心文化。这不是说从此就消除了各种内外之争，而是说轴心文化为以后的一切战争提供了一条具有中华特色的坚固的价值评价尺度”。这一价值评价尺度从中国人对“武”字的理解便可见一斑。在甲骨文中，“武”是一个与战争和武器相关的文字，隐含了征伐敌人、武统天下的含义。但是，中国自古就有“止戈为武”的说法，意指”武”的真谛并非挑起战争，止息兵戈才是真正的武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战争的胆怯，只是中国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而“不得已”的标准就是战争是否“名正言顺”，即“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这种观念可以说吸收了《诗经》中歌颂周武王用武功平定天下、恢复和平的诗篇所宣扬的内容，亦继承了《尚书》中‘明德慎罚’‘义刑义杀’的理念，并且影响到后世‘刑期无刑’‘杀以止杀’‘战以止战’之观念，也由此开始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又勇于捍卫正义的精神品质塑造之路”。
消除战争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最深厚的愿望。近代以前，中国曾是世界上较为强盛的国家之一，拥有着灿烂的中华文明。伴随工业革命的兴起，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综合实力在取得巨大进步并迅速扩张其统治范围后，中国由“天朝上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国家地位一落千丈，中华文明也由此坠入蒙尘的劫难岁月。为了救亡图存，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不屈的斗争，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戊戌变法，从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直到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登上历史舞台，历经28年浴血奋战后中华民族才最终迎来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曙光。可以说，中国人民为取得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从1921年7月1日成立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查到姓名的牺牲的革命烈士就多达370多万。正因如此，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强调，革命烈士的鲜血铸就了革命成功，一定要牢记新中国的来之不易。新中国成立之后，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呈现不可逆转之势。然而，巨大的现代化成就并没有让中国人民忘记战争的残酷及其带给中华民族的种种痛苦，反而更知当今和平环境的难能可贵。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对于公祭日的设立，习近平指出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这不仅符合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伦理美德，也进一步表明了世世代代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
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得益于中华文明和平性对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滋养润化，由和平性的民族品格构筑起的精神坐标———“以史为鉴，珍爱和平”———时刻指引着中国人民在面临“和平”还是“战争”的选择时，能够始终站在人类正义一边，坚定走向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三、作用于制度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国家制度是一系列规则规范的组合，无论是经典文化还是民族品质，其蕴含的国家发展的优质元素都需在由国家制度体系构成的基本框架内发挥优势。换言之，国家制度体系决定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运行机制，其核心价值对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特色至关重要。就国家制度而言，它与国家文化以及民族精神构成国家发展的三大支柱，在国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体系。在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中，国家文化以及民族精神对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起到塑造身份认同、提供价值规范以及促进创新适应等重要作用，从而使制度体现出更强的连续性、稳定性，也可以使制度更加科学、公正和有效。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
总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包含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就根本制度而言，是指那些能够体现国家性质、保证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并在制度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包括党的领导根本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根本制度等；就基本制度而言，是指那些能够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产生重大影响，并规制着国家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基本原则的制度，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基本的经济制度；就重要制度而言，是指那些基于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而衍生的关涉文化、法制、生态、教育、医疗等国家治理各方面的主体性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不仅折射了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更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顺利推进提供制度保障，特别是将中华文明和平性融入国家制度设计的价值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铺平道路。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制度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视域，因为“一方面......从功能属性看，根本制度是基本制度的遵循，......基本制度中各项原则的制定和执行必须以根本制度为准绳。另一方面，基本制度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所规定的各项重大原则，又同时制约和影响着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各项重要制度”。从社会主义基本的政治制度来看，我国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奠定政治制度优势。例如，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而中国拥有众多民族，各民族之间又存在着各种差异，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和平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各民族提供了广泛的自治权利，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和谐共处，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各民族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实现了广泛的民主参与，政府与各民族之间形成了良好的沟通互动，促进了权力的制衡和和平的表达诉求，确保了现代化各项决策的和平性。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协商去异求同，以通力合作取代争斗对立，不仅能够避免国家各类政策议而不决或者决而不行，克服政党间因利益之争而导致政权动荡的弊端，还能够通过优化配置政治资源以及增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的政策保障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国家治理的蓬勃态势。一言概之，社会主义基本的政治制度能够实现各种现代政治价值间的均衡，“表现为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下，政治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容忍、平等对话，其中自由与平等是目的旨归，民主与法治是重要保障，公平与正义是核心价值”，为各界群众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构筑了共同的政治价值，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群众基础。从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制度看，我国始终坚持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的发展原则，致力于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三个基本要素，......对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些别具用心的西方国家炮制出“中国威胁论”，而其所谓的依据之一则是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基数，崛起过程必然会和其他国家进行资源或环境的抢夺。但事实上，所有中国人民深谙战争苦难以及和平环境的来之不易，始终沿循着“和平”的历史足迹坚定前行。习近平指出：“我们深知，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高13亿多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中国要聚精会神搞建设，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一个是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由此，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设过程中始终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并通过解放发展自身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和幸福。党的领导、人民至上以及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绝不会重复战争、掠夺、殖民的老路，而是将现代化战略路径放在独立自主的基点之上，即通过自力更生与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有效联通与循环。
总之，中华文明和平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框架中的显著体现，在于能够“牢牢立足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以人民为中心融入制度设计和执行各个层面、每个环节”。而这正是对中国5000多年制度文明和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深刻传承与实践创新，再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后才形成的独特优势。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还反映了中国治国理政“讲仁爱、重民本”的本色，充分说明在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仁政”视为宝贵的精神资源，始终强调以仁爱之心为根基、以仁义之德为准则和以仁治之道为目标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四、附着于外交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赢得全球认同
外交工作是国家间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过程。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以及国家制度作为国家体系中的重要构件，对国家外交工作影响深远，共同构建了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声誉。事实上，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世界性课题，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全球化背景中必然出现汇通交融，中国式现代化也不会游离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外。而任何一个谋求自主发展的国家，不仅需要基于本国发展真实状况建构起内生发展话语系统，更需要获得世界各国的认同。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一种存在，中国式现代化是与世界互为机遇、良性互动的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将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视为己任，但若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转换成一种话语权力，就必须依靠外交手段更多地表达好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我们的外交政策和理念能够充分彰显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以及国家制度蕴含的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别是对促进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从而赢得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更好理解。
首先，立足自身发展，做好世界和平的建设者。据相关统计，2013年至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2023年达到32%，是稳定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最大引擎。也为跨国企业投资提供了巨大市场。对此，习近平指出：“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对世界而言就是贡献。”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挥历史主动，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将中国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推动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当然，虽然说立足自身发展是中国推进现代化的核心路向，但这一过程却始终贯穿着胸怀天下的价值理念，中国人民不仅努力实现自身繁荣富强，也勇于承担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为解答百年变局中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纪难题献上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方面，中国在近几十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没有复制西方发展模式，而是立足自身发展实践构建起一套独特叙事体系，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范例。另一方面，中国还积极推动地区合作发展，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也为不同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例如，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合作和文化交流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稳定和谐的地区，有效促进了各国间的贸易投资合作，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了新的机遇，为地区和平繁荣注入了强大动能。
其次，坚持和平外交政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平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是世界和平的基石。世界和平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但部分西方国家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名，实则大搞霸权强权，对国际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对此，伊拉克大学新闻学教授穆罕默德·朱布里教授指出，“这些所谓‘规则’在行动上的具体表现就是：政治上，美国奉行强权政治，强迫他国服从；经济上，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控制，掌控他国经济命脉；安全上，美国在全球设置大量军事基地，还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各国进行监听；科技上，美国垄断核心技术，不择手段阻碍他国研发，确保自身领先地位；意识形态上，美国把西方价值观鼓吹为‘普世价值’，向非西方国家强行灌输”。作为唯一把和平发展写进宪法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遵循和平性的外交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这一立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中国的和平外交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集中体现，但必须指出的是，和平性的外交并不代表着中国对他国的依附，更不意味着中国“怕战”而可以允许他国对自身核心利益进行侵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独立自主”，这是中国外交实践的一贯原则，直接体现了中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总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是对历史的审思和自身条件的理性分析，也是对国际体系和平稳定的追求。
再次，以互惠共赢的开放战略引领全球治理变革。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进程中，始终坚持互惠共赢的开放战略是重要特色。互惠共赢的开放战略强调合作、互利、共赢原则，注重各方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关系，要求各方通过分享资源、经验、技术、市场等实现共同发展，从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有效的方向发展。中国实施的互惠共赢开放战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强调平等公正的合作原则。中国秉持公平合作的原则，不以强权主导国际合作，而是倡导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同时，中国坚决主张国际关系应该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准则，不插手其他国家内政，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以实际行动支持维护多边主义。其二，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发展中国家是全球治理体系中最需要关注和支持的群体，也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性因素。中国深知自身是发展中国家，有义务也有责任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中国通过推动南南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能力和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其三，强调共同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民主化。本质上说，良好的全球治理体系应该是多元、包容的，应该更好地反映各国的利益诉求。中国在实施互惠共赢的开放战略时强调通过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并主动参与全球公共事务的解决，通过多边机制不断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促进全球和平稳定。可见，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互利共赢原则，以实施互惠共赢的开放战略有效引领全球治理变革，在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的同时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注入了和平动力。
最后，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固然离不开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但本质上其依然走的是对内压榨剥削人民、对外进行殖民掠夺战争的老路。“西方化”不等于“现代化”，某种程度上，“欧洲殖民国家和殖民扩张的衍生国家背后都有一个中心思想作支撑，即西方世界的文明、知识比非西方民族优越。这种优越感让西方世界产生救赎的使命感，一厢情愿地将自我理解的事实强加给非西方民族”。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精神上转为主动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为思想基础，独立探索出的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对此，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绝不走战争、殖民、掠夺的老路，而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外交理念和平性的最直接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更是提出以“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全球文明倡议”，这是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二十大等重要场合后，习近平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再次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主要内涵，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充分表达，更是在世界文明多样的场域下人类一致认可的价值目标。当今世界正经历无比复杂与混乱的价值重置过程，世界向何处去、人类该怎么办成为亟待回应的世界之问，而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则是中国给出的和平方案。
（作者：王岩，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
（来源：求索，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