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是由“现实的人”创造并推动的，劳动者构成了生产力的逻辑前提。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因此，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通过劳动和实践从事物质生产实践而展开的历史。人民群众通过劳动，不仅创造了吃穿住行等必需的生活资料，也创造了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这也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形态和特征。马克思强调：“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劳动者是生产实践的主体，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且具有能动性的要素，是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萨伊指出，改变已经存在的物质的形态，使其具有此前所不具有的效用，或只扩大原有的效用，进而实现财富的创造，是通过人力所创造的。“人类只有通过各种劳动才能获得必需品的充裕的供给和其他物品的供给。”大卫·李嘉图强调：“人类所欲求的物品中，绝大部分是由劳动获得的。”劳动资料之所以能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无一不是劳动者有效劳动实践的结果。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本身只是通过与劳动者的活的劳动相接触而得以实现其价值。劳动者理解和掌握生产力的本性、构成和规律，生产力就会顺从劳动者，进而被劳动者把握和利用创造新的价值。同时，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创新意志、思维方式、管理技巧等决定着对大自然所蕴含的丰富的物质资源开发的深度、广度和厚度，进而决定着对新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创造。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此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作为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倘若在经济上遭受剥削、政治上遭受压迫、社会上遭受歧视，就会束缚和弱化他们创新创造的活力和动力，以至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生命政治批判为主线，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者沦为一种“赤裸生命”，揭露出资本权力视域下劳动者的生命处境，过度劳动给他们带来生命萎缩，赤贫给他们带来生命危机，生产资料的丧失给他们带来生存之基的丧失，导致劳动者与自身生命的分离和异化，阻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当前，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交通通信的日益发达、文化艺术的日益多彩等所催生培育的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劳动知识、劳动技能、创新意志、探索能力、管理技巧、生产经验、自身素养、心理素质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革命通过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影响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正在改变着劳动者和资本生产机构之间具体的互动与协作方式”，对劳动者有了更多新的要求，特别是要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操作能力，以更好地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进行物质生产活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通过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来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塑造与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教育是关键动力，科技是核心要素，人才是主体力量，教育、科技、人才三者须内在一致、相互支撑。因此，要以深化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综合改革来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形成塑造新型劳动者、共促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合力。

第一，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提升劳动者的思想品德素养。教育对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全面的，不仅能使劳动者掌握更新更好的劳动知识、劳动技能、管理技巧、生产经验、创新意志等，还能使劳动者具有更好的道德修养、内在品格、心理素质等。教育是培育新型劳动者的第一环节，是塑造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推动力。《决定》强调，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因此，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阶段，要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首先，高等教育要构建高质量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加快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学生的培养，“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重视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以学生人文底蕴的提升促进科技创新思维的提高。其次，要努力培养跨学科人才。跨学科人才不仅拥有专业领域的深厚知识，还具备跨越多个领域的能力，从而能更好地适应和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学校应调整学科设置，引领学科交叉融合，使学生既具有理工科的思维又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底蕴素养，通过交叉学科人才的培养赋能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最后，要加强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通过努力改变教育与经济、科技相脱节的状况，促进三者的密切结合，推动高校和企业“双向奔赴”，加强产学研深入结合，由此不断塑造学生的内在品格、心理素质并提高其科研、管理等方面的道德修养和文化底蕴，以此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塑造更能适应科研单位、企业、政府等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从而不断提高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度”。

第二，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劳动者的创新创造能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是释放生产力发展的强劲动能：一方面，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要以统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改进科技计划管理、深化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改革、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来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投入效能，充分激发劳动者的创新创造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要以深化科技评价、科技奖励、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制度改革，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健全“揭榜挂帅”机制，“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建立有利于优秀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等来充分保障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实践，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潜心钻研，让更多优秀人才得到合理回报、释放创新活力。如，在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面，通过突出科技奖励的公正性、严肃性、权威性、荣誉性等，建立以创新能力、贡献等为导向的评价体系，给予科研人员以奖励、荣誉，确保其付出和贡献得到合理回报，真正改善其生存环境与生命境遇，推动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投身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真正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科研创新热情、创新创造活力和生产的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科技奖励、收入分配、成果赋权等激励制度，让更多优秀人才得到合理回报、释放创新活力。”因此，要积极开展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赋能”，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

第三，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劳动者的精益求精精神。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培养大批德才兼备、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高素质人才。要通过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高人才自主培养水平和质量，同时要不断完善人才的教育、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的有效机制，特别是“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好激发人才创新创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追求卓越、臻于至善的价值观、情怀感，让他们的才华得到施展、价值得到实现、付出得到回报、热情得到焕发，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被重用等，以不断探索创新、达到更高的技术水平为追求和使命，始终保持对技术创新创造的热爱和专注，以此形成赋能新质生产力塑造的内生效应和动能。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人才、以人为本、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社会氛围，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者沦为受资本家和机器支配的“附庸”、沦为生产的客体——生产物质财富和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的工具——的困境。马尔库塞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道，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技术也被异化为控制和支配人的工具。这就要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营造尊重劳动、知识、人才和创造的社会氛围，坚持以人为本，厚植工匠文化，发扬劳模精神，“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二、以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增强劳动资料的技术含量

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既是推动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培育和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动力源泉。劳动资料的创新与发展，特别是其技术含量的原创性、高端性和前瞻性既离不开科技的创新、产业的深入发展，也离不开科技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塑造新质生产力，除了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还要通过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来打通束缚塑造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的卡点、堵点，以实现制度的再创新进而赋能新质生产力塑造的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是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的媒介。“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劳动资料也称劳动手段，是劳动者进行物质生产所运用的物质资料，包括生产工具、辅助设施等，核心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指用来达到物质生产目的的器具。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通常都是以使用怎样的工具为标志的，它标志着人类生产方式的改变。衡量与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在于劳动工具。人类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生产工具是劳动者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在他看来，劳动工具“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同时，马克思也指出，生产力塑造的高低、发展的快慢、解放的程度也取决于“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且“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科学技术是驱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第一生产力。从世界现代化历程来看，近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往往引起生产方式的深度变革，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进而赋能推动人类社会持续向前和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第一次工业革命由于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和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使得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均得到跃升，促进了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生产方式，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特别是工厂制的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工场的生产模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等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升，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第二次工业革命由于电器的发明和使用，内燃机的大范围应用及交通工具、新通信手段的发明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带动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的系统性发展，推动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进一步优化组合跃升，拓宽和优化了社会分工，进一步变革了社会生产关系，使社会生产力再次得到新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由于原子能、计算机技术和生物工程等的发明和应用，使得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力三要素再次得到优化跃升组合，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并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推动形成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更高端、更生态、更智能、更先进、更高效的新型生产工具，特别是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未来网络、虚拟现实、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极大开辟了新的生产空间，塑造了新的生产力。

《决定》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要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此来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更高技术含量劳动资料的塑造，一方面来自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本身的塑造与质变，另一方面来自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创新对其的赋能与塑造。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创新通过改变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改变社会发展方式、塑造新的生产方式、创造新的发展理念、孕育新的革新力量，使社会经济及生产组织效率水平和整体生产力水平实现根本性、质的跃迁，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孕育和塑造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

第一，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劳动资料技术含量的原创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路径和核心引擎，是突破传统生产工具固有瓶颈和模式、设计理念和使用功能等的关键，特别是在绿色技术、智能技术、数字技术、健康技术等新领域，科技创新的这种原创性更为凸显。同时，生产工具的现代性、科技感、智能化、数字化等是区分生产力新质与传统的显著标志。影响和制约科技创新水平高低、快慢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格外重要的就是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科技创新是发展的新引擎，改革则是点燃新引擎的点火系。在当前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阶段，要以科技体制改革“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提高科技创新组织化协同化程度，“推进科技创新央地协同，统筹各类科创平台建设，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引领作用，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提升科技计划管理机制的灵活性，营造良好有利的创新生态环境、产权保护和创新成果转化机制，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等来消除科技创新存在的“孤岛现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还存在相应的“梗阻”等问题，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进“车间”，融入产业链，奔向市场，提高科研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创新性，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潜能，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而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的原创性，塑造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

第二，以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增强劳动资料技术含量的高端性。《决定》指出，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科技治理体系中带有根本性、决定性、全局性的顶层设计，发挥着体制支撑、力量凝聚、目标引领、创新示范等作用，其根本目标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劳动资料技术含量的高端化。首先，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伟力，能够凝聚和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社会资源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其次，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从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转变为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生态系统，立足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通过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协同发力，以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驱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优质要素流向高端技术创新创造。再次，新型举国体制新在注重所有创新主体之间的统筹联动及由此形成的强大合力，而不再主要依靠严格遵守自上而下的“嵌入”指令，强调创新要素体系化共享、协同化开发、高效化利用，形成创新创造的整体合力。最后，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将谋当下与谋未来有机结合起来，能够立足当下与长远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加快发展耐心资本，使得二者创造的价值和效益更能持久健康地赋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构建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协调配置资源、有效发挥资源效益，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增强劳动资料技术含量高端性的必然要求。

第三，以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劳动资料技术含量的前瞻性。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载体是新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也是塑造更高技术含量劳动资料的关键。相较于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代表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具有涉及领域更新、技术含量更高、知识密度更大、创新活跃度更强、发展潜力更深等特点。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地和孕育地，主要包括未来制造、信息、材料、能源、空间、健康六大方向，具有创新程度大、技术密度高和发展前景广等优势。因此，未来产业所涉及的技术和领域往往是当前科技发展的尖端，所涌现出的前沿科技往往是颠覆性、前瞻性的技术，这些颠覆性、前瞻性技术的突破和应用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制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发展的关键在于生产关系的构建是否与之相匹配、相适应，而打通这些卡点、堵点的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指出，要“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如此，一是有利于避免产业过度集中，形成区域之间互补互促的产业布局，提升整体产业发展效能、创新活力；二是有利于通过推动技术和管理创新不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颠覆性、前瞻性的技术集聚，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三是有利于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全链条推进颠覆性、前瞻性的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

三、以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领域

拓宽劳动对象的领域、延展劳动对象的要素、健全劳动对象的组织架构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对其进行赋能。生产过程中开发、培育和创造的新材料、新能源、新要素、新方法，其组合优化运用必须与整个生产过程的经济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等相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进而赋能生产力的培育、发展和塑造。因此，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阶段，要紧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坚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激发一切创新创造的活力，以此来拓宽劳动对象的领域、延展劳动对象的要素、健全劳动对象的组织架构，进而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塑造，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

劳动对象是现实生产的必要物质前提。“劳动只有与劳动对象相结合，才能创造出社会财富。作为人类活动对象化发展的产物，劳动对象直接体现了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发生着某种物理化学上的变化——空间的、位置的、构成的变化。被加工的劳动对象因被赋予劳动者的劳动而具有新的价值。在此过程中，劳动对象的范围、领域等也在不断扩大。伴随着人类现代化和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发展，人类社会劳动对象逐渐从农业领域发展到工业领域、数字领域；新技术不断涌现，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推动劳动对象的形成、领域等不断扩大。同时，生产的社会关系越复杂，其组织程度也越高。列斐伏尔指出：“生产力的增长同样也不能以直接而随意的方式造就特定的空间或特定的时间。中介物或中介人必须被纳入考虑，包括群体的活动，存在于知识、意识形态或者表象领域的因素。”在他看来，生产力涉及的要素是多样性的、多元化的。传统生产力涉及的劳动对象主要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原材料和部分加工后的半成品，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阶段，其所涉及的不仅仅包括上述劳动对象，更涵盖了伴随科技进步新开发的原材料、新合成创造的物质及数据等新兴劳动对象。具体来说，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领域更广、要素更多、组织架构更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践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要求，激发一切创新创造的活力，做大创新主体，集聚创新要素，从而以推进科技和产业创新、产权制度体系创新、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创新等来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领域。

第一，以创新企业主导型产学研深度融合体制拓宽劳动对象的范围领域。在劳动对象方面，传统生产力主要以自然物与粗加工材料的物质形态物质为劳动对象。例如，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等没有经过加工的自然环境中的物质和棉花、钢铁、粮食等经过粗加工的原材料。在传统能源方面，以煤炭、森林、石油、电力等为主要动力，具有效率低、高消耗、污染重和不可持续等弊端。而在新质生产力下，新能源和新材料是当前最主要的两类新劳动对象：新能源作为新的劳动对象，是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面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资源的拓展、发现和应用，为生产提供了清洁、高效、安全、绿色、可持续的动力源；新材料是新质生产力劳动对象中的又一重要部分，其研发和应用显著地改变了产品的性能和制造工艺，成为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支撑。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劳动对象这种更广范围的种类、领域等不仅得益于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支撑和赋能。因此，面对时代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要创新和发展企业主导型产学研深度融合体制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从而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以科技创新赋能生产、制造和加工，不断拓宽新能源和新材料的领域范围。

第二，以创新要素产权制度体系延展劳动对象的范围领域。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深刻说明生产要素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在传统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发展生产力不仅需要良好的土壤条件和足够的面积，还需要足够数量和高质量的劳动者。威廉·配第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也是创造财富的能动要素”。西斯蒙第认为：“土地财富提供各种生产必需的原料：为了经营土地至少要利用国家的一半，甚至往往是一半以上的人力。”到了工业时代，资本、技术、信息、管理等成为主要生产要素。不同于前两者，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阶段，还包括知识、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新的要素被纳入生产过程，与传统的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互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创造了新的产业、新的岗位、新的发展理念等。这种创新性的配置和理念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生产力以几何级数飞速增长，也塑造了生产力的新样态，因此，数据就成了新型生产要素。与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不同，数据具有可以被反复利用、持续生成、灵活生成、不断创造价值等新特征，“数据的诸多特性通过强大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推动生产力水平提升，数字技术则通过对生产力三要素的质性重塑改变了技术创新的范式和逻辑。”展望未来，可以预期的是，数据或者说对数据的收集、存储、算法、加工等不仅将直接成为人类的劳动对象，而且数字赋能也会改变传统产业形式，助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力发展的逻辑。而要实现这一点，打通“数据孤岛”，释放并持续挖掘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最大潜能，需要改革创新要素产权制度体系，构建新型数据要素产权制度体系，“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实施公共数据、企业和个人信息数据确权授权机制，健全数据要素各参与方合法授权保护制度等，分割数据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以做大做强数据要素，防止数据滥采滥用和数据垄断，打破技术封建主义造成的数据被圈占、数字公地被垄断的困境，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塑造持续赋能。

第三，以创新企业组织管理架构健全劳动对象的范围领域。企业组织管理架构的创新也是要素创新性配置的重要方面。《决定》指出，要“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企业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更加注重创新性的管理和运营模式。在组织架构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组织架构更全。如，共享经济模式的兴起就是一种组织架构的创新，通过资源共享、优化利用、利益共赢实现了资源的最大化价值。此外，“数字化、智能化领域呈现加速的颠覆式创新特征，不仅创造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也引致生产组织形态、边界与结构产生深度重构，将推动新一轮全球资源配置方式的重组。”当前，人类正进入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纵深发展和数据要素的广泛使用，生产力所涉及的劳动对象的组织架构不断发生嬗变，呈现出网络化、平台化、无边界化、融合化等发展趋势，推动智能网络化生产模式被大范围推广使用，使得制造生产方式与企业组织形态发生根本性改变，生产的组织架构变得愈发智能化、网络化。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显著改变了产业经济的组织架构模式、运行逻辑和规则，打破了以机器为基础的工业协作和分工的固有模式，催动组织架构以基于横向、复杂协作的产业网络为主，其协作范式取决于高度动态性、交叉关联性、跨界性等交互行为，使得产业组织形态得以重构，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创新企业组织管理架构，“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孕育和构建新的生产组织架构的形态、逻辑、范式、规则，使之更好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塑造。

四、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独角戏”，而是协调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大合唱”，从而极大改变和重塑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的生活方式，通过物质财富极大发展和经济制度合理建构的双向推进，以更好地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以此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导向塑造，更好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以所有的人的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同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制度基础，揭示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财富共享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同一性, 指出了资本主义存在的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生产社会性与占有私人性的悖论根源，从而明确了以坚持发展生产力为基本手段、以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制度基础，谋求实现所有的人的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生产关系的性质关乎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导向，生产关系构建的是否科学合理、是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等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深度。建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社会生产力怎样快速发展，都不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人的剩余价值的被剥削、无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产生活的真实映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生产力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表现，同时，生产资料也不表现为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对资本来说，工人只是无偿创造剩余价值、实现其价值增殖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沦为资本创新逻辑的生产力，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也沦为资本创新逻辑的生产关系，任何所谓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只不过是资本家榨取剩余劳动、剥削剩余价值的手段和方式。在这样的社会中，“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整个生产过程从属于生产资本，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不断占有也表现为资本的不断自行增殖。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是攫取剩余价值、占有社会财富，唯有如此才能使自身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所以资本必然要压榨和剥削广大人民群众。同时，资本逻辑催生和构建的生产关系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它夺走了大多数人的财产，将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使人不能占有人的本质并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导下, 这些生产力创造出来的财富并没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相反，它走向了两极分化”，导致人沦为创造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的工具，使广大劳动者深受资本的剥削，为富人生产财富和宫殿，为自己生产贫乏和棚舍，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变得愈发贫穷与贫乏。正如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制度基础。威廉·汤普逊指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财富分配状况趋向于使少数人致富，“使穷人陷入更绝望的贫困深渊，使中等阶级沦落进穷人的队伍”。因此，资本主义发展生产的目的绝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谋幸福、谋解放，反而造成了贫富分化、人的异化、社会对立等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同时，在生产关系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构建起生产资料公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时，随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构建，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和支配，打破“人，被资本所占有、剥削和奴役”的困境，真正满足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实现共同富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能消除生产力的破坏，还能保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始终观照人的现实生活，其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价值指向。”新质生产力的社会本性是生产力的社会所有，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是社会性的，这就要求生产资料不再是私人所有，而是社会所有，价值导向是共同富裕。

《决定》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进而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导向塑造，以更好推进共同富裕。

第一，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筑牢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结果，而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指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就再次突出肯定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对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基础性制度，关乎生产力发展的价值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制作用下的生产力，其发展使诸多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日益具有某种社会公共产品属性，同时，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导下的国有资本能够“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这对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共同富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而这也关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和进度。另一方面，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利用好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挥其对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共同富裕的巨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要牢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结构上发展多种所有制，在实现形式上发展混合所有制，不断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刻认识到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要让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相辅相成、美美与共中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塑造，更好推动共同富裕。

第二，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对共同富裕的向往追求。发展新质生产力虽能把“蛋糕”做大，但也需要构建与之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来把“蛋糕”分好，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富两极分化。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正是切中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失序和不正义等问题，揭露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财富分配必然要违背按需分配的原则，探寻实现分配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对策与路径。正如《决定》指出，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聚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市场经营主体数量”3个重要领域，统筹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两大关系，规范好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创新，“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别是做好按数字劳动分配与按数据要素分配有机结合，推动按生产要素分配方式的多样化，进而推进公平正义分配和保障社会财富持续增长，为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只有把“蛋糕”分配好，改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打破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悖论，确保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取更多要素收益，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公共服务公平地提供给全体人民，才能让全体人民体会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正当性和价值性，进而在社会大生产中释放创新创造活力。

第三，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增强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当前，部分人民群众存在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这一方面不利于激发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实现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同频共振”，让人们的感受与经济数据逐渐“同温”，就需要更加有力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政策。要发挥好财政资金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杠杆撬动作用，“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为实体经济提供源头活水。要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合力。此外，《决定》强调，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这就要求要扎实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断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打破税赋不均、富人少交税、中产阶级多交税的困境，发挥税收对弥补市场缺陷、缩小财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不断缩小区域差别、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区域共同繁荣发展，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作者：熊峰，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王岩，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来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