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新时代新背景、结合新实践新问题，不断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系统性的原理性贡献。深化人民主体理论是其创新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延展普遍交往理论是其创新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理路，开辟文明形态理论是其创新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指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性贡献，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新内涵、新理念、新活力，将深刻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与变革。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人民主体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揭开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动力和方向，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其开放性特点和革命性本质必然使其在历史进程中与时俱进，呈现出新的发展变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赋予了其新特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一、深化人民主体理论构成创新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在此基础上，广大人民群众在改变世界的劳动实践中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了人类社会，并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生活，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正如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通过劳动和实践从事物质生产实践而展开的历史。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吃穿住行等必需的生活资料，也创造了人们进行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生产资料、创造着社会精神财富。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也创造并改变着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这是因为生产关系的变革虽然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必须根据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借助于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因此，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是人的存在形式，社会关系的核心在于生产关系，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又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因此，谁能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是这里的人，体现为人的本质。在资本逻辑构建的“虚假的共同体”中，私有制和异化劳动使人不能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全社会的生产资料才能归全体社会成员占有和支配，即“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人才能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才能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获得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是说:“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正如马克思所强调，“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未来共产主义即“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在那里，“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因而，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见，历史唯物主义是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动力和方向的科学，其核心构成与指向都是围绕“现实的人”来的。从这一维度看，人民主体理论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主导并深刻影响着其他理论的塑造和发展。
正是基于对人民主体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习近平特别重视对人民主体理论的深化发展，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全新的理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肯定了人的历史性存在，强调人民群众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根本地位，将人民的主体地位提升到新的高度。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前提，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统一起来，将人民群众视为物质世界中具有自我认识和自我改造、具有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能力的能动性主体，从而在内涵上延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体思想。一方面，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坚持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另一方面，将人民置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普遍交往等的首要位置，坚持社会发展要始终以为人民谋利益、谋发展、谋解放、谋幸福为主题，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做到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让人民群众成为价值或幸福的主体。正如习近平所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总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对“现实的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理论前提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人的本质的深刻认识和展开，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理论，赋予了其以新的内涵。
第一，以提出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化了人民主体理论。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主要体现在“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四个维度。首先，在价值立场上要站稳人民立场。一方面在理论发展与政策制定上要站稳人民立场，不能使理论与政策脱离人民，而要做到使其造福人民。另一方面在实践路径上要站稳人民立场，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地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其次，在价值取向上要把握人民愿望。人民群众的愿望就是过上好日子，实现物质上富足、精神上富有。对此，习近平明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这一全新论断，强调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和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美好期待，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再次，在执政理念上要尊重人民创造。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剧作者”。习近平深刻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在他看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因此，在治国理政上要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一基本原理，把握好人民群众的意愿、行动、力量和追求。最后，在价值选择和评价上要集中人民智慧。人民群众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具有选择历史发展走向的战略眼光，是党的工作最高裁判者和最终评价者。集中人民智慧就是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鼓励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同时，把人民满不满意、高不高兴、赞不赞成、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最终评判标准，把群众获得感、满意度和支持度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衡量标准。正如习近平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第二，以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伟大创造深化了人民主体理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人民民主’为‘全过程’标定方向，成为其主体的具体指涉，而‘全过程’则是对‘人民民主’实践形态的基本限定，凸显人民民主全链条、全方位和全覆盖的实践特质与内在功能。”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始终将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他看来，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既能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又能充分体现国家意志。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确保党和国家要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基本政治考量和根本政治准则，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等各个环节都要倾听来自人民的声音、汇聚人民的智慧、集中人民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从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上尊重人民这一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这一历史创造者的“主人翁”精神。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真实的民主，它把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紧密融合在一起，充分彰显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彰显了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在理论上深化了人民主体理论。
第三，以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实践深化了人民主体理论。践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理论，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是要把发展思想转化为发展实践、转化为物质生产活动，进而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扎实推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这是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在新时代，创新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人民主体理论，使之不沦为纯粹的思辨，发挥好其指导实践、造福人民的作用，就要将其服务于人民、落实到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上去、落实到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去。基于此，习近平提出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正如他说，“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学理上而言，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把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作为追求的主体，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通达“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习近平明确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分配关系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的全新论断，并提出了“两个规范”的新理论，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民相知相亲的论述。以此来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达至美好社会的应然之境。
二、延展普遍交往理论构成创新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理路
交往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概念，世界普遍交往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人类社会在交往中形成，因交往而不断向前发展。从交往到普遍交往再到世界普遍交往，反映与刻画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足迹与脉络。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普遍交往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世界普遍交往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也是交往的主体和实践者、推动者。交往的最初推动者是“现实的人”，而世界普遍交往的主体则是通过劳动生成的、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民群众。二是世界普遍交往推动全球生产力的发展。交往和生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大基本形式。生产实践需要不同个体之间的协作配合才能进行，这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交往促进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相互协同，导致了生产力的不断解放;生产力的解放又反作用于交往，推动世界普遍交往。“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商品、货币、资本等的增殖化既离不开“主体—客体”的劳动过程，也离不开流通、交换等价值实现过程即主体间的交往过程。在此过程中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因此，世界普遍交往，一方面拓展和创新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结构和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使整个世界以世界市场的形式联接了起来，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生产力的发展。三是世界普遍交往推动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普遍交往是世界历史的基本特征，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中形成推进的。资本为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正是在这一动机追求和实践过程中，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打破了以往那种民族、国家、区域的狭隘性、封闭性、保守性，即过去那种自给自足、闭关自守和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状态，使各民族、国家进入了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世界一体化中。并在此过程中，“资本借助于与它相适应的交往方式，摧毁了束缚和妨碍与资本相适应的运动的那些历史限制”。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人类历史转向世界历史，它根据自己的意愿创造出一个新世界，即“虚假的共同体”。四是世界普遍交往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世界普遍交往推动全球生产力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也为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创造了资本主义人类文明形态。五是世界普遍交往是实现共产主义、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人的本质的形成一开始就同人的交往活动相联系。因为任何生产都不是个体的孤立的行为，有生产必定有交往，“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因为生产力作为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和支配，作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表征的是人的行动和活动的能力。人类通过普遍交往这一行动实践来改变世界，并在普遍交往中进行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美好追求在交往的实践中变成现实实际。正如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未来社会应是生产力和普遍交往高度发达状态所支撑的“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普遍交往为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和路径。
世界普遍交往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世界之变”，面对“人类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主张，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以新的交往理念、方式、目标等取代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旧的交往形式，构建了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互相联系为基础，以全人类和平发展、美美与共为导向的普遍交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与构建，一方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普遍交往理论的继承和延展，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实践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奠定现实根基、注入崭新活力，也指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基本路向。”总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两个结合”为理论创新导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赋予历史唯物主义普遍交往理论以新理念，打开了世界历史在21世纪的新局面。
第一，在交往的方式途径上，以走和平发展的交往道路延展了世界普遍交往理论。面对当今世界战乱和冲突仍在发生，饥荒和疾病仍在流行，隔阂和对立仍在加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追求就是强调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和平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一方面深刻指出和平是全人类的美好追求，倡导世界各国站在历史正确的和人类进步的一边，认为只有坚持和平，才能有良善的环境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生态美丽，创造人类文明新的形态。另一方面深刻阐述了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和大势，倘若没有发展，就不会有全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总之，坚持走和平发展交往道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为追求，必将推动世界各国真正实现和平、和睦、和谐交往，实现真正的发展，构建和平安宁、繁荣富裕美好世界。
第二，在交往的价值观念上，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交往观念延展了世界普遍交往理论。价值观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引领交往的旗帜。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交往方式、交往理念、交往追求。正如马克思指出，“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可以说，价值观是交往的内在灵魂，形塑着不同交往主体间的共识，指明交往的价值追求与现实走向。习近平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世界普遍交往融入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选择路径、凝聚出新的价值共识，找到了全人类利益交汇点和契合点，推动了世界精神文明交往、不同文化交流，打开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局面。可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构所催生的独特价值观，是中华文明所蕴含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世界呈现。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就指出，“只有当一种生活世界允许互动——主宰这种互动的不是靠强制所达成的共识，而是直接或间接靠交往达成的沟通——存在是时候，它才是合理的”，“沟通就是旨在有效达成共识的交往”。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构成要素，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世界普遍交往的理念和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以和平发展的共同事业引领着世界普遍交往，践行着和合共生理念，坚持和而不同、对话沟通、共同发展，走合作共赢之路;以公平正义的共同理想引领着世界普遍交往，践行着多边主义，坚持交往正义、包容互鉴，走公平正义之路;以民主自由的共同追求引领着世界普遍交往，践行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追求，坚持凝聚共识、达成共鸣，走实现全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之路。
第三，在交往的价值立场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延展了世界普遍交往理论。立足于当今世界交往困境和谋求全人类美好生活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重构21世纪世界普遍交往新范式，既植根世界历史发展的“实然”，又追寻全人类解放的“应然”，让自身的“亮度”成为实现全世界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温度”，从而对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作出全新的诠释。因此，二者在价值旨趣上，都是出于对整个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关切，都是为全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提出的理论方略。正如马克思所说:“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人的本质的发展即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发展深刻体现着个人的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的发展。因此，人的美好生活程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也体现在并依靠着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普遍交往的发展程度。哈贝马斯也指出:“主体要想进入生活世界，就必须有能力参与到生活世界成员的交往当中”，社会成员的整合正是通过交往这一过程实现的。不同于资本逻辑塑造下的“虚假的共同体”，在那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与美好生活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只是一种无法到达的“彼岸”的“幻象”，在这一维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立足人类命运，把为世界谋大同作为追求目标，从而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的普遍交往致使人的本质的贫乏和丧失。历史终将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普遍交往范式的重构，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重要一环。唯有全人类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超越资本逻辑主导构建的“虚假的共同体”，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四，在交往的目标追求上，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延展了世界普遍交往理论。当前，资本逻辑、霸权主义主导下的世界普遍交往导致世界脱钩断链、隔阂对立、战争不断，把世界逐步推向分裂甚至对抗、倒退。而“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抗将把人类引入死胡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为宏伟构想，致力于谋划人类未来新世界图景，主张践行多边主义、共建共享的交往新范式，以命运与共和全球共治超越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的治理格局;主张世界各国放弃傲慢与偏见，摒弃霸权、霸道、霸凌行径，携手共建一个美美与共的美好世界，实现全球正义和世界大同;主张扩大世界普遍交往与全球产业分工，让交往与分工提高全球的生产力，增加世界各国人民的财富，促使整个世界更加精美完善，进而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世界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共同繁荣;主张构建人类自然生命共同体，倡导全人类在尊重自然、融入自然中追求美好生活，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进而推动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让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成为通向“真正的共同体”的有力依托。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继承、创新和发展“真正的共同体”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一切人类文明优秀的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合共生”等思想进行结合的结果，赋予了世界普遍交往以新范式、新追求，打开了世界历史在21世纪的新局面，找到了一条推动实现“两制并存”的新路径，开启了不同人类文明美美与共、互利共赢的新纪元，构建起以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价值追求的世界普遍交往的“地球村”。正如习近平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
三、开辟文明形态理论构成创新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现实指向
交往不仅是社会有机体的构成机制，也是社会有机体演进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运行机制。人类社会历史进步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方式变革、世界历史开创等方面，还体现在人类文明进步上、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创造上。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社会形态的更替，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从社会形态论看，唯物史观以分工和所有制的变化为线索，将人类文明形态划分为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大致表现为以“自然共同体”为特征的原始化文明形态、以“虚幻共同体”为本质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和以“自由人联合体”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三种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样式。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发展的“三形态”论;从文明形态的作用来说，唯物史观认为文明形态对现实的人和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或能动的反作用，“良善”“进步”的文明形态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虚假”“罪恶”的文明形态则会阻碍人的发展，抑制人的自由。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马克思对此也指出，资本主义塑造的人类文明形态导致的“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就人类社会而言，文明形态既能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会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如恩格斯说，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从文明形态的追求来说，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文明形态的应然之境是共产主义的人类文明形态，即共产主义这一“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从人类社会发展标识看，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重要标识，文明的发展程度，体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水平。这种发展水平反映在现代化程度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人类文明形态是文明的存在形式和呈现样态，其中，文化是最大的范畴。而在文化这个大范畴中，文明又是其中重要的核心要素。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塑造是“第二个结合”更为深刻的体现。
世界大变局关乎人类文明形态的重构。习近平指出:“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构世界普遍交往新范式进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开辟出人类文明形态的崭新气象。就其在世界的呈现而言，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文明的映现与表达;就其衡量标准而言，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这是因为，衡量人类文明形态的优越“其标准不在于单向度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抑或智识精神的繁荣水平”，而在于这种文明实践“是否能够为每个人实现自我价值提供可能条件和现实方式，使得人在真正意义上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思想理论的提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两个结合”中的重大创新，指明了“人类向何处去”的发展路向，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指向，赋予了历史唯物主义文明形态理论以新活力，开辟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天地。
第一，标识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底色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看来，文明形态是有底色的，这个底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和文明。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产阶级逐渐建构起以资本、商品、大工业、科学技术、理性为核心表征的西方现代文明。在此过程中，人类文明逐渐西方化，人类文明蒙上西方文明的面纱，表现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世界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离不开中华文明。一方面，就内在特性而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突出特性，进而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特性。另一方面，就文明基础而言，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赋予了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必将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赋予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文化主体性，将中华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等深厚底蕴赋予人类文明新形态，又赋予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使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具有突出的民族特性，还具备强烈的现代性批判意识和现实关怀。总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基因”和“文明根脉”。只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不断塑造与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向更高质量的整体性发展。
第二，明确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资本逻辑塑造的人类文明形态“，通过分工与私有制使人丧失独立自主而产生异化”，也“决定了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控制权”，在那里，不是人占有了物，而是物控制了人，人被异化，表征为物化、单向度化、工具化、符号化等，处于一种自我迷失、自我丧失的境地。正如美国学者马尔库塞所说:“技术的解放力量——事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人的工具化。”在他看来，技术已经变成物化人的重要工具。也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够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劳动就是使人被动地、不情愿地牺牲自己的生活和时间去为资本家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利润而服务。在此过程中，人的劳动发生异化，异化为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人本身也沦为资本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工具。在他看来，“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人在异化中失去了自己的本质，而财产、金钱、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总之，异化劳动使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进而导致人同人相异化、人的物化等。“人类文明发展和演进的人间正道必然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解放谋发展谋美好生活。”不同于资本逻辑塑造的人类文明形态导致的人的异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哲学立场，始终将人民至上作为自身的价值导向，将人民立场作为自身的价值立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自身的方方面面，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这一维度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崭新形态，对比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其根本区别就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打破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人的物化状态、单向度思想，使人恢复人的自身主体性，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从价值立场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资本至上”，以人的全面发展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人的单向度发展，推动实现了人类文明形态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使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和生命更新，开辟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图景。
第三，强调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动力是文明的交流互鉴。文明要想永续发展、与时偕行，始终保持生命的活力，既需要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更需要革故鼎新、推陈出新。习近平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只有坚持交流互鉴，文明形态才能充满生命力和色彩。一方面，人类文明的魅力在于多姿多彩，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离不开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只有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更加充满盎然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文明的交流互鉴构成了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重要推力。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如同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需要不断发展、不断吸收时代的精华，吐故纳新、推陈出新，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旺盛生机和蓬勃朝气，否则就会枯竭、落后、衰落。对此，习近平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实现不同人类文明之间的“合作式对话”。总之，“一种文明、文化，只有融入更为丰富、更为多样的世界文明中，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交往不应是相互冲突的，而应是相互协调的、美美与共的。只有交流互鉴、和合共生、美美与共，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出路。正如习近平所说:“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出人类文明形态的中国宣言，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绘就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新画卷，让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芒在21世纪熠熠生辉。展望未来，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达至文明共处共进共存的和谐状态，走向文明共荣共美共生、推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应然之境。
（作者单位：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