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既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两个大局”交织背景下应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情况的时代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意识形态建设摆在关乎全局的重要位置，全面深入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创造性回答了意识形态建设“为什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发挥什么重要功能”“承担什么使命任务”以及“如何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如何处理党的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关系、意识形态建设与意识形态斗争关系、对内宣传与国际传播关系等一系列规律性认识，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创造性解决了网络时代如何通过加强网络空间综合治理、做强网络主流思想舆论、推动媒体传播体系转型等措施扩大意识形态传播这一重大课题，为今后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新时代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探索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发展做出了极具开拓意义的创造性贡献。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造性贡献
自马克思完成“从天上降到地上”的意识形态祛魅后，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性便开始显示出来。重视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两个大局”交织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情况与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意识形态建设摆在关乎全局的重要位置，全面深入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推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当前学界已有成果主要侧重于归纳、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而对这方面的创造性贡献缺乏深度挖掘。本研究尝试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创造性贡献进行具体分析，这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增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创造性回答了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如何认识和定位意识形态工作，是社会主义国家自产生以来就存在的重要问题，但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形成较为系统准确的科学认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激荡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波诡云谲，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为指导，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地位、使命任务及其首要问题等，进行了系统精准的科学回答，把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有力地推进了意识形态工作。
1.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科学定位
意识形态工作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对此问题的认识曾出现过种种偏颇。例如，因国内外局势紧张、过于拔高阶级斗争而陷入“意识形态决定论”“意识形态泛化论”；因片面甚至错误理解经济建设重要性而导致“意识形态淡化论”“去意识形态化论”；因受西方“技术决定论”“意识形态终结论”影响而产生“非意识形态化论”“价值中立论”；因道德价值在西方社会的再次凸显而附和“意识形态再化论”，等等。这些错误倾向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认识不清。历史发展表明，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需要对之进行科学定位，否则就会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
基于这一战略考虑，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科学界定，这一定位可用3个重要论断来概括：第一，“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第二，“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第三，“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其中，第一个论断以经济工作为参照坐标，回答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否重要”的问题，这一认识既从全局着眼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上来，有利于防止出现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错误倾向，又把这一关乎全局的工作与中心工作区别开来，以避免重蹈“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覆辙。第二个论断从意识形态工作与执政党、国家、民族紧密关联的高度，深化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的认识，三个指向的表述虽然简明扼要，但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足以唤起人们对这一深刻论断的历史警醒。第三个论断通过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回答了意识形态工作“发挥什么重要功能”的问题，体现了把维护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政治要求与民众对共同精神家园的向往融为一体的深厚哲学意蕴。总的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既科学又清晰，为这一工作的常态化、持续化、制度化运行奠定了基调。
2.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使命任务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其在新时代背景下要承担什么使命任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进行了高屋建瓴地概括，“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概括全面、清晰、准确地勾画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使命任务。
具体而言，在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中，“举旗帜”回答的是“信奉什么主义、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主义”问题至关重要，诚如毛泽东所言，“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举旗帜”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引领实践、推动工作。“聚民心”回答的是“如何用主义团结民众、凝聚民心”，强调的是通过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以振奋精神、鼓舞士气、激励人心，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育新人”回答的是“如何立德树人、以文化人”的问题，强调要用党的新时代创新理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承担历史重任的时代新人。“兴文化”回答的是“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强调要调动各方面文化资源、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展形象”回答的是“如何提升中国形象”的问题，强调要通过传播中国故事、中国智慧、中国声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上述五个方面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体现了把提高文化自觉与增强文化自信、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建设文化强国与塑造国家形象相统一的要求，为包括理论学习、思想宣传、新闻舆论、思想政治教育、文学艺术创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精神文明创建、网络空间安全等在内的各方面具体工作，提供了目标指引和根本遵循。
3.系统回答了如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一首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定位和使命任务的明确提出，为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然而，意识形态工作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要使这一工作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又一重大论断，成为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问题。
关于如何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以及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的原则。按照这一战略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供给，先后出台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等党规党法，把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原则贯彻落实到意识形态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在具体运行机制方面：第一，建立分工明确的主体责任机制。党中央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建立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对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党委(党组)分管领导以及党委(党组)其他成员等各主体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规范，并把意识形态工作成效纳入领导干部考核体系。第二，建立上下沟通的主体联动机制。意识形态工作责任重大，既要把握好正确方向又要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既要巩固好传统意识形态阵地又要抓好网络意识形态这个重中之重，既要处理好意识形态问题又要抓好管理干部工作队伍，因此，中央既要求党委(党组书记)、党委宣传部门和相关部门统筹兼顾、共同担当，也对各级各部门责任主体如何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作出了具体规定。第三，建立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机制。当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多向多面，而且每方面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引爆网络社会舆论的触发点，因此，党中央强调要把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同行政管理及社会管理等紧密结合起来，动员各方面社会力量参与意识形态治理，重视做好党政部门对各行各业各界知识分子、领军人物、代表人士及意见领袖的团结、服务和引导工作，实现党的领导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协同共治，这就从治理体系上建构起党对意识形态工作全面领导的有力支撑。
二、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做好这一工作的前提是深刻认识和把握其规律性。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认识得越清晰深刻，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越富有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过程中，立足现实国情、时代特点和形势发展，借鉴过去经验、历史教训及前沿成果，把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此推动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和发展。新时代，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集中体现在对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建设与意识形态斗争、对内宣传与国际传播三方面重大关系的处理上。
1.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意识形态建设，实现文化与经济同频共振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执政党能否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成效。列宁在国内战争即将结束、新经济政策即将实施时曾明确要求调整宣传思路，他认为，“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但这种老式的宣传已毫无用处，因为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说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应该首先把群众同国家经济生活的建设联系起来。这应该是每一个宣传鼓动员工作中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刘少奇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在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强调要处理好宣传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关系，他认为，“实际的中心工作与宣传的中心工作应该是一致的，宣传部门应该动员一切宣传工具来为中心工作服务，保障实际工作的完成”。上述认识无疑具有深刻而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因无产阶级政权刚刚建立，局势处于复杂变动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不管在当时的苏联还是中国，这一重要认识并未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和平建设时期的中心工作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常态性，意识形态工作若是脱离了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不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可能偏离方向、起破坏作用。所以，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们党将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的探索上，但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差。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这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正常开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邓小平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在当时，党内不少同志出于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紧迫感，出现了一些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此时，西方国家也加紧和平演变与文化渗透，由此造成意识形态工作出现一些失误。在这一时期，苏联改革也因为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改革变成了“改向”，最终酿成了改旗易帜、亡党亡国的悲剧，这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造成很大冲击，也为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深刻教训。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来看，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根本的做法是使这种意识形态无条件地适应于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学界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理性反思，为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学理支撑。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如何处理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及如何开展意识形态工作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强调：第一，经济是基础，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第二，党的执政基础与群众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最后也要出问题，因此，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第三，要深刻认识思想上层建筑对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上述认识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增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在党的基本路线和意识形态根本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这一认识具有顶层设计的内蕴，无疑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把前人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新境界。在新时代实践中，我们党自觉按照这一认识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自我调适机制，由此推动思想文化与经济社会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2.坚持守正创新与意识形态斗争的统一，推动建设与斗争双向发力
通过新时代以来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已经不可阻挡，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更加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正视我国发展现状、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深入推进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守正创新”的方法论要求。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所谓“守正”，不是消极无为、保有现成的简单“守成”，而是积极进取、再造辉煌的恪守“正道”，体现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第一，守正要守“理论之正”，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二，守正要守“道路之正”，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间正道；第三，守正要守“道德之正”，即体现人民共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四，守正要守“精神之正”，即要通过正面宣传给人们精神带来正能量；第五，要守“文明之正”，即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进步一边的新型文明。所谓创新，则是指不能甘于现状、不思进取，而是要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推动实践和理论创新，就意识形态工作来说，重点是要创意识形态工作的理念之新、方法之新、手段之新、制度之新和基层工作之新。守正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就二者关系而言，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和根基，创新是守正的目的和路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体现了在“变”与“不变”、“破”与“立”、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中共同致力于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健康发展的根本目的性。按照守正创新的要求，新时代我们党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自觉进行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提出了“两个结合”重大论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意识形态或文化建设方面则形成了系统严密、实践性强的专门性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为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坚持守正创新，并不意味着忽视意识形态斗争。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仍面临着不少风险挑战：从国际形势来看，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仍然坚持冷战思维，追求单极化的世界格局和单一价值判断的话语霸权，在国际关系中不断挑动意识形态对立、制造集团对抗，试图将世界拉回冷战时代，以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当前意识形态较量仍然十分尖锐，进入“后冷战”时代尤其是21世纪后，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攻势依然不减、“颜色革命”频频得手，境外敌对势力蓄意加大文化渗透和西化分化力度，境内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企图制造思想与社会混乱，与我们争夺舆论和人心。就国内形势而言，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驱使下，西方各种错误思潮继续向国内渗透，新自由主义思潮不断改头换面，并同历史虚无主义等其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纠结在一起，企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同时，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国内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多样化，不健康的思想观念、错误有害的价值取向也在争取市场。在网络信息时代，一些噪音、杂音在网上流传，加大了意识形态治理的难度。面对这些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唯有主动迎战、坚决斗争才有生路出路，才能赢得尊严、求得发展。”在复杂的斗争中，我们要“坚定担当责任，不断增强进行伟大斗争的意志和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论断表明：守正创新离不开意识形态斗争这一重要手段的保障和支持，而开展意识形态斗争也离不开守正创新这一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两者相互贯通、双向发力，才能做到善攻善守、攻守均衡，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动态平衡中保持健康发展。
3.做好对内宣传的同时扩大国际话语权，保持国内国际联动呼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重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强调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并用最新话语体系凝聚全党全社会共识、指导各方面工作。经过长期宣传、教育和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深入人心，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极大提升，这为我们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但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国际舆论场上，我国的文化优势并没有真正显示出来，“西强我弱”的格局依然没有根本改变。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利用“文化霸权”对中国进行价值输出和文化渗透，他们不断炮制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傲慢论”等各种论调，屡屡挑起事端对中国进行围攻打压、抹黑丑化。这表明，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和价值观念的国际认同度还不够高，“存在太多被扭曲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西方的宣传鼓动攻势，一方面造成了国际社会对我们产生误解、隔阂甚至敌视；另一方面，这些负面舆论反馈到国内，只会搞乱人心和思想、挑起社会不满和对立，这严重妨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顺利实现。所以，只有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才能切实把我国的文化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改变中西文化传播中的不平衡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过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当前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发展进程中，中国硬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极大上升，决定了与之匹配的软实力所应当具有的下限。所谓“软实力”，是指一国基于本国思想的吸引力，通过设定议题或者确立讨论框架来影响其他国家表达倾向，以达到他所期望的结果的能力。国家形象是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和重要体现，一般而言，“良好的国家形象能提高国家的声誉和威望，赢得他国的尊重和信任，争取他国民众的认同和舆论支持，是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立身之本”；而负面的国家形象则会降低他国与之合作的愿望和机率，甚至诱发摩擦的发生、增加冲突的成本。由此可见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而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是要增强话语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话语权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加强对内宣传以牢牢掌握对内话语权，二是扩大对外宣传以提高国际话语权，两者之间是相互倚靠、相互借助的关系，前者是基础和根本，后者是重点和扩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信息流进流出、交流日渐频繁的信息化时代，上述每个方面都不能单打一，而是要结合起来，“推动内外宣一体发展”形成内外联动呼应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奏响交响乐、大合唱，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
三、创造性解决了网络时代如何扩大意识形态传播的重大课题
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深刻改变了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技术进步历来是把“双刃剑”，其既可以服务社会、造福人民，也可以被某些人用来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自发性与突发性、多元性与公开性、冲突性与难控性、匿名性与无界性等导致各种声音鱼龙混杂，形成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面对空前尖锐复杂的风险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国家政治安全”。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打赢这场战争，使互联网最大限度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这是我们党面临的全新课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的治理理念，要求重视运用综合治理形成制度优势，着力做强主流思想舆论打造内容优势，加快媒体融合发展构筑平台优势，推动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
1.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网络空间综合治理
坚持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历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随着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和最前沿，将意识形态工作延伸到网络空间，加强对网络空间的治理、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就成为顺时应势之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坚持党管互联网，加强党中央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网信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而且，“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
为落实这一政治原则，一方面，在网络治理工作体系上，中共中央于2014年成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1，并建立了从中央到省、再到地市的三级网信管理工作体系。在网络治理方式上，中央重视发挥党委、政府、企业、社会以及网民等各类网络主体的作用，重视利用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着力打造网络综合治理格局。为推动这一格局的形成，中共中央于2019年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意见》，提出建立由领导管理、正能量传播、内容管控、社会协同、网络法治及技术治网等构成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我国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网络治理手段上，习近平总书记尤其重视发挥法治的重要作用，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网，让互联网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运行。在依法治网实践中，《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密集出台，标志着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网络法治体系，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建设良好网络生态提供了法治保障。
通过上述一系列体制机制建设，我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建构起以党的领导为引领、多方力量协同参与、多重手段并举、依靠法律保驾护航的治理模式，为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确立了顶层设计、总体架构和制度基础，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优势由此形成。
2.做强网络主流思想舆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随着网络的普及化和全民化，当前互联网已成为网民获取信息情报的主渠道、情感宣泄的倾注所、精神安放的寄居场，同时，网络的海量信息也使得网络日渐成为社会风险的流出地、热点舆情的汇聚地、思想争夺的主阵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在哪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就应该在哪里，既然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应该成为传播主流价值、弘扬社会正气的新空间，如果“正面优质的网络内容跟不上，错误虚假甚至有害的东西就会传播蔓延，因此我们必须做强主流思想舆论”。
关于如何做强主流思想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首先要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理直气壮唱响网上主旋律，坚定不移弘扬网上正能量，推动网络舆论向着有利于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推动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发展，有利于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利于树立中国良好形象的方向发展。其次，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具体而言，一是在宣传理念上，要根据网络信息传播的分众化、差异化及个性化等现实需要，确定宣传的目标、对策与方法，提高宣传的科学性及其与网民的契合度；二是在宣传方式上，要由独白式转向对话式、由抽象式转向形象式、由单一式转向融合式，善于运用鲜活生动的“网言网语”吸引网民；三是在宣传内容上，要根据当前形势及网民关注度进行议题设置和话题选择，根据网民的阅读习惯进行内容的取舍；四是在技术创新上，要推动宣传的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与个性化制作，不断增强用户黏性、扩大正面宣传的用户规模。此外，在做好网上正面宣传的同时，还要“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
通过上述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出台与落实，过去那种网络乱象丛生、声音嘈杂、阵地沦陷的被动局面从根本上得到了扭转，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不断扩大，正能量更加强劲，主旋律更加高昂，网络空间日渐成为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3.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推动媒体传播体系转型
互联网既给意识形态传播带来了空前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搞好意识形态传播，网络新技术的应用和媒体传播的创新至为关键，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把握媒体融合的时代趋势和发展规律，着力推动传播媒体的融合发展与转型升级。第一，在总体认识和发展思路上深刻认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二者不是谁主谁次、谁强谁弱的相互取代关系，而是可以实现此长彼长、优势互补的重合迭代关系，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也不是一加一的简单拼凑，而是要通过优化整合与深度融合发挥各自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融合是一场自我革命”，应对这场革命要立足形势发展，运用信息革命成果，坚定不移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更广、更深。第二，在媒体融合发展方向上坚持“一体化”的发展思路。这里的“一体化”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加快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融合，通过流程优化与平台再造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与管理手段的共融互通，完成各种媒介资源与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通过催化融合质变与放大一体效能，打造出一批影响力大、竞争力强的新型主流媒体；另一方面，除了建设好主流媒体平台，还要管理好使用好那些商业化与社会化的网络平台，让主流媒体可以借助这些移动传播平台牢牢占据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主流价值、引领思想舆论的技术制高点。第三，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上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专业媒体与大众媒体之间的关系。不搞“一刀切”与“一个样”的千人一面，而是着力推动形成资源节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与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第四，在媒体技术创新和实际应用上注重互联网核心技术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必须随着全球媒体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加快推动互联网核心技术的自主开发与创新，探索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与反馈诸环节，实现主流价值对“算法”导向的驾驭，切实提高媒体传播能力。
在实践中，按照上述科学认识、规划和部署，党和政府加快媒体融合发展步伐，着力深化媒体传播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和规模，依法加强对新兴媒体的管理，实现媒体结构布局的整体优化，构筑起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融媒体传播体系，打造出具有强大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的主流媒体，并不断推出精彩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宣传报道与融媒体产品，这无疑为主流思想舆论的巩固壮大提供了强大网络平台和先进技术保障。
（作者：姜志强、郭奕冰。作者单位：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1106；2.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江苏南京211106；3.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编辑部，江苏南京210016）
（来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