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准思政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全新进路，是顺应时代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精准思政聚焦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个性和差异，形成了精准育人的教育理念、供需匹配的内容供给以及质效并进的教学效果3个层面的本质要求，其实现方式在于借助智能算法推荐精准把握教育对象的特征，从而有针对性地实施思想引领。然而，算法推荐与精准思政之间存在着不容回避的内在张力，二者在逻辑进路、效果目标、权力层次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适应、不匹配、不平衡的整体格局。在辩证分析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要强化价值引领，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核心取向；重视技术批判，重塑算法推荐的功能实效；着眼环境变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综合素养；革新制度规划，完善精准思政的育人体系，从而有效发挥算法推荐的作用，使精准思政真正达到预期成效。
关键词：算法推荐；精准思政；思政育人；辩证关系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精准化上升为发展的新要求。习近平论及精准思维时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各项工作对专业化、专门化、精细化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精准思维的引领下，思想政治教育借助算法推荐开始逐步朝着精准思政转型。但在算法推荐与精准思政辩证关系中，前者的技术特质同后者的整体架构具有不容回避的内在张力。理清算法推荐和精准思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两者的张力和矛盾，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焦点与核心。
一、算法推荐与精准思政的共生趋向
算法推荐系统具有用户识别、内容定制、反馈评估3个核心功能。其中，依托于用户画像、深度学习以及算法评价构成的逻辑系统，实现了对数据的收集、过滤、分析、整合、应用以及循环反馈等一系列工作。这使得算法推荐拟合了精准思政在教育理念、内容供给、教学效果等层面的本质要求，最终形成了二者共生的趋向。
（一）以用户画像分类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贯彻精准思政的教育理念
在教育理念层面，精准思政致力于提升教学的针对性。精准思政之“精准”，指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对受教育者特点的周密分析，准确把握受教育人群的兴趣和需求，实现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需求精准匹配。换言之，精准教育理念是要“以精准滴灌方式实现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大水漫灌模式的超越，最终实现精准育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与质量”。精准化的教育理念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人的思想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不同个体所面对的思想困惑和渴望得到的精神安慰存在明显差异。现实的人是个性化、差异化、独特化的存在，具有独特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每个人对自身和对未来发展目标的认识是分层次、多元化、具有可变性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向着精准化转型，才能有针对性地对个体实施思想引导。
从技术实现的角度看，教育的针对性需要以对象的精准描摹为前提。用户画像是通过对用户日常行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整合其扮演的数据分身与角色、行为呈现模式、兴趣特长映射等”，从而把握受教育者整体思想脉络和内心诉求，达到精准定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目的。具体而言，一方面，在数据挖掘和分析的基础上，用户画像综合受教育者的偏好、诉求、性别、年龄等因素，能够精细划分受教育者群体，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分类更加严谨科学；另一方面，对象分类为教育者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活动提供综合参考，并允许其在技术手段的辅助下制定教育计划，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效。此外，算法推荐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进行单次画像，而是根据数据变化对其“样貌”作动态调整。在教学互动中，用户画像赋能精准思政的过程，就是使教育者真正走进受教育者内心世界的过程，在技术手段的协助下，教育双方通过无声的方式重新建立起了联系，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供需匹配打下了基础。
（二）以深度学习匹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满足精准思政的内容供求
在内容供给层面，精准思政的教学内容应在质量上既确保权威性，又体现精确性；在属性上既遵循大方向，又强调契合度。权威性是高质量教学内容的核心，只有保证内容的权威性，才能准确传达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内涵。精确性以权威性为基础，是精准思政的内在特质，精准思政要使内容与受众需求精确匹配、与教学目的精确吻合，实现受众成长和教学效率的双重提升。与此同时，作为一项带有政治使命的长远工程，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特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因此在教学内容的属性上要体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征。但遵循大方向并不排斥个体需求的差异性，相反，根据受教育者的特点，实现内容供给与个体需求的高度契合，是内容被受教育者更好接纳的重要前提，“思想政治教育服从服务于统治阶级和服从服务于受教育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在算法推荐背景之下，借助蓬勃发展的深度学习技术，教学内容推荐能够既满足质量要求，又能契合属性需要。深度学习使算法从多源异构的原始数据出发，自动进行用户和项目特征学习，获取其深层次特征标识，并根据匹配模型的计算结果进行内容推荐。在实践中，算法推荐构建起了一套智能信息筛选和匹配体系，通过内置价值代码对网络信息进行价值判断，将符合价值标准、契合受众需求的教育内容整合并推送，以此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匹配度，既确保了内容的价值属性，又使个体的内容需求得到满足。同时，由于算法推荐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选择权部分授予了受众，因而精准思政得以通过内容泛在化介入代替直接性干涉，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再是特定场景下的局限活动，从而打破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限制。换言之，算法推荐使精准思政通过技术中介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建立了缓冲地带，在内容与需求精准匹配中实现了寓学于趣、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
（三）以算法评价助建评估体系，保障精准思政的效果达成
在教学效果层面，精准思政致力于解决受教育者的具体问题和思想困惑，强调教育效能和个体素养的双向提升。教育效能指的是“教育主体全面有效实现教育目的，保障师生健康幸福与可持续发展的能量与能力”。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采用“大水漫灌”的方法，实际上是同质化理论的单向倾泻，虽然在理论上具有覆盖面广的优点，但也造成了学生积极性差、实际教学质量低等问题，致使教育效能低下。鉴于此，精准思政转“漫灌”为“滴灌”，从解决受教育者的现实问题入手，引领个体走出自身思想困境。这种教育形式不再只为一时的教学效率而忽视质量，而是强调效率与质量并进。同时，在效果评价标准上，将更大比重放在对受教育者个体素养提升的考察上，“引导他们提高思想认识、增强精神动力、促进全面发展、实现自我价值”，从而保证教育效能和个体素养的协同并进。
对于教育教学而言，只有合理的教育评估才能正确反映教育效果完成情况。受制于思想问题的复杂性，思想政治教育较难建立有效的教育效果评估体系，使得实际教学效果难以直观展现。随着算法推荐被引入，效果评估可以通过算法评价来实现。一方面，通过监控教学平台内容点击率、评论量、收藏量、浏览时长等数据，量化考量教育者在教育主题选择和内容制作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对受教育者点赞、评论、收藏、跳转、退出等行为和浏览类型、时长、趋势等因素的实时追踪和分析，掌握其思想整体动向和行为脉络，并据此给出综合评价。此外，凭借算法推荐的强大的整合分析能力，可以综合考察教育教学过程的连贯性、教育目标的完成度，从而可视化教学进度，进一步保障精准思政目标效果的达成。算法评估的引入实现了对精准思政教学成效的准确评价，并允许教育主体随着教育环境的变化及时改进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积极防御社会之变、生活之变、思潮之变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二、算法推荐与精准思政的内在张力
算法推荐与精准思政在拟合共生的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内在张力，由此构成了二者的辩证关系。作为一种内在的矛盾，它深入算法推荐的技术本质，阻碍着精准思政向纵深发展，因而，需要对这一内在张力加以必要的澄清。
（一）算法推荐技术逻辑与精准思政机理逻辑不够吻合
算法推荐技术和精准思政机理之间并非沿着完全同向的路径前行，前者遵循迎合性逻辑，后者则从始至终是引导性逻辑，二者的运作逻辑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而言，算法推荐遵循“收集数据——计算相似度——生成推荐”的技术路径，以数据分析为基础，以用户偏好为准绳，推荐内容对用户具有迎合性；与之相反，精准思政致力于以符合国家要求的政治思想纲领统领思想观念，最终实现社会价值观的统一，因而，其天性在于引导和扶正，是一种针对个体思想和行为的纠偏活动。算法推荐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逻辑方式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对个体思想塑造具有不同的效果。迎合性的算法不仅会导致个体思维和眼界的窄化，而且由于对个体偏好的过度迎合而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个体性格中的偏执因素，使其无法接受自身认知之外的事物，加深了人的“单行向度”。相较而言，引导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关注人的需要和人的社会性本质，而且尊重人的心理认知规律，并不一味迎合受众，而在统一思想的前提要求下给予个体正确的价值指引。
算法推荐立足于迎合性技术逻辑，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迎合来实行对人的控制。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精神文化环境“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和审美情趣等等，并通过这些观念而对人的行为发挥影响作用”。算法推荐的信息传播模式实际上限制了个体所能接受的信息范围，从而圈定了人的精神文化环境，以此重塑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和审美情趣，并最终实现对人的行为控制。相反，立足于引导性机理逻辑，精准思政不仅毫不排斥人的思想的开放与自由，而且鼓励、支持和引导受教育者在不同社会思潮的相互比较中印证主流价值观的正确性。因此，在实践中，算法推荐仅仅赋予了受众表面的行为自主性，实质仍旧是由算法主导的内容灌输；精准思政则一方面发挥教育主体引路人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求客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自我教育，由此，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也得到了充分彰显。
此外，在与人的关系上，算法推荐的技术逻辑与精准思政的机理逻辑也存在明显张力。算法推荐是通过设定相关程序用机器代替人进行信息筛选、分类、匹配的工作，在本质上是技术去人化的体现。精准思政则在每个学科要素和运行环节上都要求由专人严格把关，以确保受教育者思想观念同国家政治要求相契合，道德水平同社会正气风貌相齐平。置言之，与算法推荐的去人化不同，精准思政既需要人参与其中动态地把控好整体的运行环境，也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承担起思想政治教育负责人的角色。作为一项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升级，算法推荐固然具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率的潜能，但它去人化的技术逻辑与精准思政强调人的主导作用的机理逻辑之间有着内在的张力。
（二）算法推荐技术后果与精准思政目标要求不够匹配
精准思政将最终目标定位于“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并使其担当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然而，算法推荐却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人的全面性。
一方面，从技术角度看，算法推荐是通过将人“标签化”来实现的。标签化是指“人们将某个特定的事件或人物定型为一类事件或人物的认知现象。”算法推荐的技术实质就是通过标签化将一个全面且丰富的人划分进不同的群体中。在这些群体中，不同的人又因其个性和兴趣等特征差异而被进一步细分为由若干“标签”组成的集合。对于算法而言，标签是其判断个体身份的标准，也是其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然而，倘若一个人的全部特征被简化为身上的标签，那么他身上任何内在的天赋、气质以及构成他的全面性和丰富性的部分都会被忽略。可见，算法推荐通过匹配物的标签与人的标签，实现了一种个性化定制，但这种定制是以削弱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为代价的。
另一方面，算法推荐的信息传播模式窄化了受众的眼界视野，弱化了受众的思维能力。算法推荐改变了以往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使从教育者到受教育者的内容传播路径转向了由受教育者自主选择、自主接受、自主判断内容的模式，受教育者从被动方成为了主动方。但是，由于“算法推荐的运行机制决定了其只能根据信息热度或个体倾向为其推荐相关内容，这就使得个体在供给渠道上无法接收异质化信息，从而认知视角变得片面而单一”，并逐渐形成一个封闭的“信息茧房”。因而，受教育者主观选择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就不可避免地令其自身陷入了内容获取的同质化以及不够全面、不够客观、不成体系的境地中，使得真正有价值的内容无法完整地向受教育者展现出其丰富的形式和内涵，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庸俗化的同时，也将受教育者的思想变得空洞和偏执，丧失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需的辩证思维。
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全面发展。”这无疑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意味着精准思政理应成为一种补短板、强弱项的活动。但是，由于算法推荐的技术逻辑，推荐内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自身的兴趣和浏览历史，因此，算法推荐的技术后果表现为受教育者强项愈强而忽视弱项、细节太多而忽视整体。换言之，受教育者虽然接收到了更符合其需求的教育内容，但这始终只是整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某一方面，如此就可能造成受教育者思考问题时的片面性和偏执。事实上，算法推送机制的缺陷就在于很难建立整体性、协调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体系。受教育者只能获取到碎片化的信息，难以形成连贯性的思维和持久的行动纲领，因此也就无法真正使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更不用说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三）算法推荐技术权力与精准思政群体权力不够平衡
技术不是单纯的实体，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确切地说是一种权力关系。算法推荐作为一种先进技术形式，在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将其携带的权力属性一并带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之中，导致技术与受众间权力的不平等。具体而言，算法推荐与精准思政群体之间存在三层权力不平衡。
第一，在同教育主体的关系上，算法推荐弱化了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导性。由于算法存在黑箱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推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教育者控制的，算法的自主推荐功能实际上赋予了算法配置资源的权力。这就使“算法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分配正义机制”，推荐什么内容、向谁推荐、如何推荐全由算法决定，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则成为单纯的内容提供者，甚至内容制作和教学计划也越来越依赖于算法分析结果。对于教育主体来说，受制于算法技术的复杂性，利用算法推荐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可操作性受限，致使其难以维持在教育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但正如所习近平指出的：“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教育者绝不仅仅是教育活动的发起人，更重要的是教育者承担着为教育活动植入感性因素的重担，以防止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个完全被技术理性支配的活动。然而，算法对教育者的压制却是以技术的理性权力排斥感性，不仅排斥教育者的感性干预，而且排斥受教育者的感性发展。
第二，在同教育客体的关系上，算法推荐的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不仅缺乏对人的价值关涉，而且压制人的思维偶然性。算法推荐遵循工具理性的效率原则，容易使受教育者陷入到知识过度倾泻之中，甚至为了达到并维持高效性，对人进行福柯意义上的“全景式敞视主义”监控，使精准思政变成一场思想规训。同时，当人处在算法构建的环境中时，随着思维和视界被固定在一定领域之内，就逐渐会对其沉浸于其中的那一类信息形成无意识的价值认同，这时，对于某种思想理论的接受与否就不在于理论的内在真理性，而在于个体所看到的表象。正因如此，算法推荐也抹杀个体思维的偶然性，它为思维划定界限从而拒绝一种个体主动的或偶然的跳出边界的欲望。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曾言：“只有偶然性才是生物界中每一次革新和所有创造的源泉。”因此，算法推荐压制受教育者思维偶然性的同时，无疑也削弱了人的革新力和创造力，这恰恰背离了精准思政的目标。
第三，在精准思政的场域内，存在第三方权力介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干涉。精准思政需要作用场域，算法推荐也需要实现平台。结合数字时代大众的上网习惯，精准思政的破题在于采取多平台传播路径。然而，主流数字平台本质上是大型互联网企业构建的用于资本增殖的场域，借助数字平台必定会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受到资本牵制。“算法从来就不是客观和中立的，通常算法由谁来制定、遵循何种规则和如何被执行反映的是设计者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分配正义问题。”从资本批判的角度看来，算法的技术权力是一种技术化了的资本权力，服从于资本逻辑、服务于资本增殖，因而在资本主导的数字平台上，精准思政容易受到资本权力的制约，甚至有可能被资本裹挟。
三、算法推荐之于精准思政的应然理路
算法推荐与精准思政的结合应当建立在对二者批判性重塑的基础之上，换言之，算法推荐与精准思政之间的不契合恰恰是因为它们自始至终运行在自身的轨道之上，而没有因为共生的趋势而作出相应的调整。算法推荐之于精准思政的应然理路在于辩证地审视各自的特性，据此进行相向的系统结合，将精准思政建立在驾驭算法的基础之上。
（一）强化价值引领，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核心取向
教育是立德树人的活动，必须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立场之上，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如此。正如恩格斯指出：“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承担了引导和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的任务，因此，精准思政必须保证自身价值内核同社会主流思想观念和统治阶级意志相一致。在实践中，要始终以社会主流价值观规范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保障其核心取向不动摇、不偏航。
第一，要坚守立德树人的价值立场。立德树人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又是其价值内核。算法推荐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只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工作创新，而不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解构，更不能改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价值定向，以至于同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相背离、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目标任务相抵触。这意味着无论时代给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何种新要求，都不能改变其立德树人的根本价值立场，相反，应当在不断变化的时代环境中始终将立德树人放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位置，借助算法推荐创新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式，提升立德树人成效。
第二，要弘扬社会主义的价值主流。随着数字浪潮的演进，“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算法推荐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推动教育活动从线下走向线上、从课堂走向网络空间，教育场域的网络化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在开放的公共网络空间同各种各样的思想潮流发生激烈碰撞。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因此，算法推荐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念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制，抵制不良意识形态入侵，引导受众在思想观念上始终与党和国家意志保持高度一致。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教学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挖掘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的信息资源，实现教学内容与信息资源的融合贯通，在新的媒介空间中用主流价值观念形塑受教育者的思想。
第三，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表达。价值表达方式是影响价值观念能否被人接受的重要因素，好的价值表达方式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一方面，要积极利用算法整合社会热点信息，“社会热点信息往往也是学生关注的焦点，对其主动进行有效引导和阐述，对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和现实性有很大帮助，要利用算法技术的便利性增强理论对现实的观照度和阐释力”。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算法推荐技术的信息挖掘和用户画像能力赋能社会主流价值传播，发掘国家发展进程中科技进步、文化传承、民生建设等具体事件所蕴含的价值宣传潜能，精准把握具体事件的价值内核与受众思想情感的共鸣点，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价值表达“既要有惊涛拍岸的声势，也要有润物无声的效果”，从而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强化价值认同。
（二）重视技术批判，重塑算法推荐的功能实效
正确看待算法推荐在精准思政中的作用首先要做到对技术祛魅，不可一味拜服于技术的功能和效率，而应采取批判的态度，在对技术的批判性考察中推动先进算法技术与传统教育活动的融合式发展。
算法技术批判并不是全盘否定算法推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而是要澄清算法推荐的技术原理，划定算法推荐的适用范围，从而重塑算法推荐的功能实效。具体而言，在算法推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语境下，技术批判应当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算法推荐本身技术逻辑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算法推荐背后资本逻辑的批判。前者是为了廓清算法应用的利害关系，发挥算法推荐的良性功效；后者则是为了扫清精准思政的外部障碍，将影响技术公平和违背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属性的不稳定因素彻底排除。
算法推荐的技术逻辑批判的应然结果是驾驭算法，即确保算法推荐始终保持在教育主体的可管、可控、可操作的范围内。习近平指出，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为了实现这种驾驭，就应当使主流价值导向贯穿算法推荐作用于精准思政的前中后各个阶段。在事前阶段，也就是算法的设计阶段，通过与技术人员充分沟通，将主流价值作为“技术代码”嵌入到推荐算法之中，以达成在根源上驾驭算法的目的。其中，“技术代码”是加拿大技术批判理论家安德鲁·芬伯格提出的概念，在他看来，技术不仅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特定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芬伯格将二者的综合称为“技术代码”，它代表了“社会需求转变成技术规范”。在此基础上，针对隐私侵犯、算法歧视等侵权行为，要在设置算法回避机制和优化信息分发规则间寻找平衡，即给予用户一定隐私裁量空间，又保证算法对主流价值推送的比重。在事中阶段，应当强化对推荐算法的监管，注重增强监管人员的责任意识，引导他们明确自身社会责任、严守技术伦理底线，切实加强对推荐算法运行状况和运行环境的监管力度。在事后阶段，应当将算法对主流价值的遵循和发扬度引入评价体系之中，并且赋予其较高评分权重，并及时反馈评价结果，做好推荐算法的动态调整。
资本逻辑批判的应然结果是严格划定资本运行界限，禁止资本利用算法对精准思政实施干扰。资本逻辑指的是“资本存在、运行、作用、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是资本本性的客观展现和必然趋向，它以增殖、扩张、效用为基本原则，表现为对增殖和扩张的剧烈欲望。在当代社会，大型互联网公司几乎主导着推荐算法研发、生产、应用等环节，旗下的数字平台用户量巨大，业已成为价值观和社会思潮传播的主要阵地，对大众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在资本发展的历史上，不乏通过控制大众思想观念而获利的情况，例如煽动消费主义、创造虚假需要、制造符号崇拜等。鉴于此，资本集团极有可能凭借自身在算法和数字平台上的技术优势，干涉主流价值传播。因此，要规范资本的作用范围，在算法技术和资本之间划定技术、法律、伦理边界，在必要时，还要以国家公权力对资本权力加以规约。
（三）着眼环境变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综合素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迎来了技术环境和思想环境的双重变迁。一方面，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数字技术正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使技术环境空前复杂；另一方面，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传播媒介迭代更新，使思想环境暗流涌动。在这种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在思想修养、创新意识、知识储备、技能水平等方面做到全方位提升，才能切实承担起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改革的重任。
第一，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政治素养。政治素养指的是“人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持有的素质和修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是教师在授课中对学生进行正确价值观引导的前提和基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档口，国际国内思想环境风云变幻，各种思潮不断涌现，给主流价值带来极大冲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有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度的政治认同、深厚的政治情感、崇高的政治信仰，才能在波谲云诡的思潮变幻中始终保持强大的政治定力、清晰的政治思维、清醒的政治意识，才能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得有底气，讲深讲透，才能有效引导学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第二，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道德素养。德高为师，无德无以为师，树人先立其徳。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不只是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传播者，更是正确道德观念的传播者，自身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在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的大背景下，要合理利用算法建立长效师风师德建设、考核、评价机制，将道德养成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培养的各个阶段，使其在内心形成长期稳定的道德认识和行为准则。
第三，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创新素养。在教育方式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注意摒弃单方向灌输、权威性压服的教育方式，转而采用平等交流、互动沟通的方式，用情感的感召力、内容的吸引力、真理的说服力通达受教育者内心。在教育内容上，新时代的新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的肥沃土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提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算法推荐技术的辅助下，能于、乐于、善于将主流价值与精准思政相结合，创制更多优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第四，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科技素养。算法推荐应用于精准思政无疑是先进技术提升教育生产力的有力手段，但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科技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一项先进技术，算法推荐具有较高专业性和复杂性，因此，只有了解算法推荐的技术原理和运行逻辑，才能做到对技术手段的合理利用。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保持对算法知识的不断学习，面对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持续更新自身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分析算法，破开笼罩在算法之上的迷雾，弄懂算法的本质和算法背后的社会关系，辩证看待算法推荐技术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切勿对算法过度崇拜。
（四）革新制度规划，完善精准思政的育人体系
教育改革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习近平深刻把握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事实上，任何一项教育工程只有落实到制度上才能保证其规范和长久。在算法推荐背景下，构建起相关教育教学制度将为精准思政的有力实施提供现实保障。只有使教育教学制度更加契合精准思政的特性、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才能建构起充分发挥精准思政功能的育人体系，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改革行稳致远。
第一，建立严明规范的精准育人法规制度体系。宏观层面上的法规制度体系具有纲举目张、举旗定向的重要作用，将为精准育人提供基本遵循，使精准思政摆脱“各行其道”的境地而变得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具体而言，政府要在精准思维的指导下，立足于算法推荐技术的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精准思政实施管理规范，不断完善精准思政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加强各管理和职能部门间的协调联动，营造良好的精准思政政策环境，为精准育人扫清制度上的障碍。
第二，建立清晰透明的算法管理制度体系。作为一项面向未来的育人活动，精准思政绝不能沦为被技术和资本所宰制的附属物。因此，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制定针对精准思政算法的明确管理制度，重点在于扬弃算法技术权力和限制算法背后的资本逻辑，使算法推荐成为精准思政的辅助者而不是主导者。同时，要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算法开发人员间的协调联动机制，拓宽和畅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直接参与精准思政算法研发、监控、评价工作的渠道，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拥有根据教学实践状况，及时合理介入算法应用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各阶段的权利。
第三，建立科学高效的人才培养制度体系。人是精准思政的主体，在精准思政中占有主动性和主体性地位。为此，要建立科学高效的人才培养制度体系，为精准思政的良好运行提供拥有驾驭算法能力的优质人才队伍支撑；政府教育部门要根据当前精准思政的发展现状，牵头制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培养制度规范，制定专业课程目录、考核标准和评价体系，使培养流程标准化、精细化。同时，面对算法技术的迭代更新，制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再教育制度也应成为构建人才培养制度体系的重要一环。
第四，建立具体实际的精准思政实施规则体系。在微观层面上，精准思政的具体实施需要各教学单位在精准育人法规制度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的办学条件、学科优势、地缘背景等因素进行自主规划。教学单位既要制定契合自身条件的精准思政发展规划和实施规则，构建良好的精准育人生态体系，也要重视精准思政平台搭建，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算法推荐与精准思政的融合方案，实现算法推荐与精准思政的创新协调发展。
（作者：王岩、高天赐；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