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构成以全面深化改革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践行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不断依据生产力的发展变革生产关系，主要体现在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构建起与之相应的分配制度，同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发展，也体现出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在当前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阶段，由于经济体制方面的束缚、科技体制方面的制约、人才培养方面的短缺，内在地要求以全面深化改革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具体而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这是当前以全面深化改革塑造新型生产关系以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的应然路径和时代要求。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习近平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就要求在当前的新发展阶段，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阻碍和制约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卡点、堵点，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从而支撑和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通过推动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相辅相成、协调发展，释放出二者的最大活力、效应和能量，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存在的结构性、层次性、派生性矛盾，为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一、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的学理透析

　　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认为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其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决定上层建筑的形态和特征。深刻认识与理解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要从其基本构成、变革发展和价值指向三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在基本构成上，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主要包含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产品分配关系和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三个方面。人们的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只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不仅同生产资料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还通过各自的对生产资料的职能，在生产资料方面相互结成一定的经济关系，这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反映的是生产关系中的主客体的关系，即主体对客体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等。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随着生产的进一步扩大，也就产生了分工。分工的出现以及随着分工程度的提高，使不同的个人分担不同的劳动、生产和消费成为现实，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分工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并且分工的变化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使分工的内涵由一般分工扩大到社会分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也就是说，分工是生产力作用于生产关系的中介。从形式上看，所有制是人与物的关系，但实质上它是通过对物的占有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人们在交换、分配和消费领域中的相互关系。因此，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最根本的内容，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特征和基本类型，决定着生产活动的方向和目的，是全部生产关系的基础，也是判定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客观依据、区别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标志。因而，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的生产，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生产，“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共同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实现对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共同占有，即联合体创造出的社会产品，一部分用于社会，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这也决定了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必然要实行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对此，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的原则，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在分配方式上，将转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第二，在变革发展上，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新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与新的生产关系的构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不可分的统一体。生产关系不是永恒的，而是变化发展的。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生产关系也经历了上述不同发展阶段，可分为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其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后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体现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二者从最初的相统一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二者相分离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而未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是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重新实现二者的统一。同时，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不能忽视社会革命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当旧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旧的上层建筑又极力维护旧的经济基础时，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来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决定性作用而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一旦发生变革，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来看，必然引起现实的生产活动中物与物、人与人、人与物的具体结合方式即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的变革直接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当然，马克思也强调，生产关系并不是与生产力的变化同步或立即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也不能随时频繁地进行调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就是说，生产关系的发展较之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在他看来，生产方式总是体现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生产方式，而生产力也是体现在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即生产力决定相应的生产方式进而产生相应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这二者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侧重、指向和内涵，但二者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即新的生产力的孕育和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催生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的发展同样具有反作用。当前者不适合后者的性质和发展要求时，它就会阻碍甚至破坏后者的发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于具有剥削剩余价值、追求资本增殖、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等特征，使得它具有无法克服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即一方面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使得资产阶级财富迅速积累，另一方面，导致广大劳动人民惨遭剥削和压迫，使劳动者沦为赤贫者，造就了广大无产阶级，加剧了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束缚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因而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

　　第三，在价值指向上，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追求构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实现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新型生产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问题，既取决于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也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构建是否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在一定阶段内、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同时存在的普遍剥削，导致贫富分化、人的异化、环境恶化等问题。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生产社会性”与“占有私人性”这一根本矛盾，面对其沦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桎梏这一现实，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主张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逐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进而通向共产主义，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使人重新占有人的本质。这是因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而决定上层建筑的构成、形态和特征。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又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只有重新占有生产资料，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以及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才能实现自由、展现个性，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不仅掌握生产的物质条件，而且无情地剥削和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使得人与人的本质相异化，被资本逻辑所束缚和支配，而导致这一现状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主张在所有制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种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是以生产者为主体的个人所有制，这种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就是公有制。通过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赋能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发展，以此助推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随着个人和社会层面“自由人联合体”的构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扩大至人类和世界层面的“真正的共同体”的构建，实现全人类解放。

二、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践行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不断依据生产力的发展变革生产关系。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调整生产关系；还是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等领域的改革，都体现出新的生产关系的构建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同时，在经济体制上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第一，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通过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命题自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以来，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二十大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对这一命题的内涵作出深刻阐释。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党对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的认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与内涵，党的十五大作出了充分阐述，认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与此同时，党的十五大也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大提出在结构上发展多种所有制，在实现形式上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决定。这就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由于资本通过相互联合、兼并、控股、参股等形式所组成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大量出现后的复杂情况。此时，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这为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提供了新思路，指明了新方向。在这一时期，我们党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同时，我们党赋予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以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对于繁荣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它与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随着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进程的推进，党的十六大将此升华为“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重申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强调要牢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特别是对民营经济给予了高度认可，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应该相辅相成。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推出了一系列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等举措。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党在推动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实现了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特别是在民营经济上，更是实现了其从零到“五六七八九”的转变。

　　第二，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比，还处于低级阶段，因此在这一阶段，仅仅依靠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并不足以消除现实生产关系中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影响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扭曲资源配置、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对此，在党的十四大上，我们党作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决定。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极大颠覆了传统观念意义上的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打破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教条。在邓小平看来，“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方法。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这一表述转变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根据这一转变，为了更好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围绕政府与市场这一主线，我们党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深化了要素市场化配置，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不断推动国有企业朝着以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自负盈亏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方向改革，包括企业产权制度、企业管理制度和企业组织制度，同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实现了公有制的形式多样化。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新时代以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具体实践的最新概括与诠释。总体而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贯穿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所有制基础。

　　第三，建立起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产品的分配方式。在分配制度改革上，围绕打破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这一悖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主题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的分配制度。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释放社会发展活力，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七大对此再次进行了强调。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已经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提升为分配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认识到，财富分配不仅影响到发展的公正、社会矛盾的程度，更影响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动能转换的可行性、释放内需的现实性。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主题，不断改革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秩序和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有效防止了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以及不公平不合理分配现象的蔓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着重提出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体现出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对分配制度的新的认识与实践。从党的十五大到二十大，正是通过构建起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增进了民生福祉，提高了人民生活品质，有效激发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社会生产的活力和创造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仅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就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仅依赖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有赖于不断改革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正踏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当此之际，必须大力依托先进生产力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

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呼唤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使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聚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这就要求，在当前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阶段，要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塑造。习近平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这一论述深刻体现出新质生产力具有新的生成逻辑、构成要素、内涵特征等，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必然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结构、新的形式等，因而是一种新型生产关系。同时，以全面深化改革塑造新型生产关系，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塑造、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也要认清当前中国生产关系的发展现状对制约和阻碍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体制方面的束缚、科技体制方面的制约、人才培养方面的短缺。

　　第一，经济体制方面的束缚。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然而，当前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还不够完善。主要体现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尚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布局尚需优化、结构尚需调整，市场准入门槛过高，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尚需优化，“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还不够完善、民营企业的管理制度和治理结构还不够完善，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还不够统一，市场设施联通还不够高标准，要素市场规则和制度还不够完善，市场流通体制还不够完善，流通规则和标准的一体衔接还不够健全，培育完善内需体系还有待加强，现代产权制度尚需探索创新和优化，行政审批过于烦琐、政策落实不到位还有待进一步解决，“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还有待深入完善，等等。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产生了与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不同的社会经济效益，开拓出劳动对象的新空间、新领域，催生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力系统的发展逻辑。因此，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出现决定了对传统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因此，如何加强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促进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点、堵点。以上这些问题限制了市场经营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限制了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赋能效应，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

　　第二，科技体制方面的制约。生产工具是劳动资料的核心，衡量与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在于生产工具。而推进生产工具发展创新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因此，科技创新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但问题是，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利于科技创新的问题。比如，我国科技创新组织化协同化程度不高，科技资源分散、重复，科研管理机制不够灵活，“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还不够健全，“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还不够优化，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机制还不够完善，科技评价标准还不够科学，科技创新还存在“孤岛现象”，科技成果转化还存在相应的“梗阻”，科技创新链和产业创新链衔接度还存在不足，科技人员的付出、价值、贡献与得到的回报比例不匹配，保障科研人员专心科研制度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和热情的管理、培育等保障性制度还不够完善，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尚待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尚需完善，“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尚待强化，等等。这些问题导致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不够优化、创新效率不高、阻碍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影响我国高质量发展、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亟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第三，人才培养方面的短缺。新型劳动者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新型人才是新型劳动者的核心，也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因此，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要抓住人才培养与发展这个关键。当前，我国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短板，比如，教育、科技、人才三者还做不到内在一致、相互支撑，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的创新机制还不够完善，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还不够健全，立德树人机制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还有待完善，德才兼备的顶尖科技人才不足，高端拔尖人才短缺，青年人才发展、选拔、培养机制不够健全，人才培养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人才流动还不够顺畅，人才培养与人才使用还存在“脱钩断链”的情形，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尚处于探索中等。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高水平和拥有交叉学科知识体系的专业人才，其培养周期长、培养难度大，使人才供给存在严重短缺。同时，在当前的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的收入还没有充分提高，特别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不高、对劳动报酬的征税力度较大，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够完善，使得人才的创新能力、价值、贡献等得不到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回报。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新型劳动者的培养和塑造，制约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独角戏”，而是协调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大合唱”。目前，“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支撑力，但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却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制约着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的实践经验都表明，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发展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构建就没有新的生产力的健康发展。生产力不能离开生产关系孤立地存在。当二者相匹配相适应的时候，生产力就能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反之，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和束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上升时期推动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飞跃发展，但同时它也造就了广大无产阶级，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深入发展的时期，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这种阻碍作用和束缚效应变得更为突出。正如乔治·凯特弗里斯所说：“如同在每种生产方式中一样，在资产阶级中，也是两个时代交错而行：早期时，生产关系积极地作用于生产力；后期时，生产关系则对生产力产生消极影响，导致社会危机。解决危机的方式包括对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革。”因此，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还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对其进行赋能，使二者在相辅相成中释放出最大效益和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四、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新型生产关系的塑造

　　赋能和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释放社会发展的整体活力和动能，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因此，应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方面着手，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第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结果，也是塑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制度基础。一是要落实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决定》指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一方面，要发挥公有制经济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对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导向的塑造作用，同时，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坚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发挥好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对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增强劳动资料的技术含量、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领域的重要作用。二是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高效配置各类资源，使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流动和集聚。三是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一方面，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好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推进收入分配的循环共生，抑制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别是做好“收入分配的重点应该是向从事复杂劳动的知识劳动者、管理劳动者、科技劳动者和数据劳动者等倾斜”和做好按数字劳动分配与按数据要素分配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要“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特别是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使得数据所有权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新议题，要构建新型数据产权制度，“加快探索数字产权等新型产权确权授权方式，摒弃单纯的所有权思维，实现持有权、加工权、经营权的合理配置”，“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完善好数据确权，使得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四是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资本主义由于社会生产高度发展而具有社会性，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企业由于私人所有而具有分散性，这种社会性与分散性的矛盾导致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一方面使社会产生了竞争、危机与贫困，另一方面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弥补市场缺陷、缩小财富差距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二，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既离不开新技术、新产业等对其的直接推动，也离不开相应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对其的间接赋能。因此，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阶段，既要推动科技创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要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达到制度的再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效应。一是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科技治理体系中带有根本性、决定性、全局性的顶层设计”，发挥着体制支撑、力量凝聚、目标引领、创新示范等作用，关乎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其根本目标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此，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通过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协同发力，从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转变为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生态系统，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紧密结合和高效联动，实现科技创新和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贯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产业培育的全链条，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实现以政府、市场为主导的多方共促科技创新的合力。二是要加快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深刻改变着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数字经济对其的赋能和支撑作用。《决定》强调，要“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要充分依托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以此来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使二者在相结合过程中释放出最大效益。三是要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载体是新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地。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离不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善和构建。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举措，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和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及安全水平制度。

　　第三，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教育改革是基础，科技改革是关键，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是核心，三者需互为一体、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这就需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一是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围绕立德树人这一任务、基于德才兼备这一目标，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同时，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不断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人文底蕴和专业知识，并将这种道德素养、人文底蕴、专业知识转化为原创性、高端性、颠覆性、前瞻性的科技创新动能。二是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一方面，要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整合式创新和场景驱动创新为核心，“推进科技创新央地协同，统筹各类科创平台建设，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引领作用，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等来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投入效能，实现战略、科技、人文和市场的融合共生，不断增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另一方面，要不断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完善好科技奖励、收入分配、成果赋权等激励制度，建立有利于优秀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让更多优秀科技人才得到合理回报和保障，不断激发和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三是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人才是新型劳动者的核心。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培养大批德才兼备、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高素质人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做好人才的服务保障工作，建立以创新能力等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加快形成人才培养、使用、激励等有效机制，使得人尽其才，激发他们的创新创造活力。

　　第四，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新质生产力的塑造离不开全球创新资源的汇聚。《决定》指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是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同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通过打通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层面存在的各种壁垒，能够有效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优质的要素供给和更大的市场需求。一方面，从供给侧看，有利于吸引集聚优质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助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塑造。另一方面，从需求侧看，将为我国优势产品和服务出口创造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力推动数字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带动相关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力度，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二是要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决定》指出：“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不管是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还是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的发展，都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如，数字贸易对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网络化、平台化、智能化、智慧化的发展逻辑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而这种促进作用对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跨境电商的发展为企业增加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在国际市场的交流融合中，企业自身也在不断做强做大，引领自身技术、产业、人才、组织管理等各方面的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塑造。三是要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有利于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举措，吸引更多外资流入制造业，促进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智能化发展，助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塑造开放合作的创新生态，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吸引集聚高技术高水平人才流入，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释放境外人员创新创造的活力和动力。

（作者：王岩，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熊峰，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青年研究员）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年第12期）